作者：唐伟

　　在“达芬奇”家居缺乏诚意的表态下，从上周五开始征集的“达芬奇造假维权团”像滚雪球一样聚集起大批消费者，截至昨天仅在上海地区的消费者就达近20人。发起者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相关律师表示，由于“达芬奇”家具动辄数十万元一件，如果以全国范围索赔，其索赔金额肯定超过亿元，或创下国内消费索赔的纪录。(7月26日《新闻晚报》)

　　“达芬奇”事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满意的说法，这比卖假货更令人愤怒。这充分说明，“达芬奇”在汹涌的民意和舆论面前，还没有丝毫的悔意的诚意，除了“哭诉创业的艰难”，就是一部热线电话的应对。

　　就目前而言，“达芬奇”的态度其实是监管无力的延续，集体维权的指向不应只有“达芬奇”，还应有政府自身的责任。之前的监管漏洞，使“达芬奇”的造假行为有了可乘之机；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依然没有作为。北京是最先报料的城市，但至今我们没有看到北京相关部门有任何动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担负打假维权重任的监管部门没有作为，才把消费者逼上了集体维权的路子。

　　去年，33名智利矿工安然脱困后，卡尔德拉市女市长冈萨雷斯出面为获救矿工维权，邀请得力律师向责任方提起诉讼。不过，尽管智利政府在此次救援中“功不可没”，但为矿工们维权的律师和地方政府，却没有就此放过这次事故的任何责任者，他们将把政府监管机构及采矿公司告上法庭。

　　智利矿工的法律意识确实令人感叹，对于时下的“达芬奇”消费者维权也是一种启示作用。假若不能在维权的时候，厘清商业主体和公共主体之间的责任，分清相互的关系，那么维权的效用远远不够，解决了时下的“达芬奇”问题，但由公权不作为导致的其他问题就会延续下去，政府责任强化不了，“道德守望者”的角色失位，类似的事件就无以禁绝。

　　客观地说，假若集体维权最终取得成功，这会产生“鲶鱼效应”，对于消费者来说，维权的参与就是一堂法律普及和教育课，对整个社会也会起着示范效应。民众自觉一旦成为个体习惯和社会常态，那么不仅对于市场商业权利的维护，对于社会公共治理也是一种促进，因为诸如由环境污染、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诱发的群体性事件，就都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而不是用上访或互相对抗等常规方式。

　　如今集体维权的环节之中，少了对公权责任的追问，才使得政府变得无比懈怠，并形成内外的巨大反差。这不仅仅是法律意识的问题，更多是忽略和淡化了社会主体意识。这或许是我们建设法治社会最需要解决的瓶颈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