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时期。从2011到2015年，中国将步入“十二五”阶段；2012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八大”。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在全球金融危机余烟未散的背景下，从世界各地投来的交织着期望和担心的目光中，中国正经历着一次新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

　　昨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10月18日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通览《建议》全文，信息非常丰富，意义极其远大。

　　《建议》认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也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这种对改革的强调，引人关注。而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大历史重任在“十二五”期间汇集在一起，则需要加快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正是深入推进改革。

　　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离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一定距离。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市场经济并非保证经济昌盛和人民幸福的充分条件，许多国家陷入了坏的市场经济，或者权力支配市场的经济。中国必须走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而法治是规制权力的唯一正途。

　　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在矛盾的积累、暴露过程中逐步改革。但到了今天，有些问题可能没有太多回旋的时间和余地，又涉及重大利益格局的调整，这就要求我们下更大的决心和勇气。

　　改革的实质在于利益格局的重构，必然会遇到利益集团的阻挠。更重要的是，正如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的“俘获理论”所告诫的，立法者和管制机构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殊利益集团“俘获”立法者和管制者，使政府提供有利于他们的管制。

　　在我国当前的改革中，由于规则的制定者与一些被改革的对象之间存在很大的重叠与交叉，更使得改革需要“灵魂深处的革命”。例如，收入分配改革、央企改革、证券市场的改革、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改革等，之所以难以突破，症结就在于此。

　　《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作者奥尔森认为：“各种社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增加总的产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分利集团’。”因此，各利益集团都会为了利益而展开分利竞争，通过各种活动影响政府决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集团的活跃存在将成为常态，而且制度越不健全、寻租空间越大，利益集团就越趋于活跃。与上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相比，中国如今的寻租活动在方法上更为隐蔽、在规模上更为惊人。例如，一些利益集团通过PE腐败，在公司上市前快速入股，利用关系帮助企业上市，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惊人的无风险利润。

　　另一个寻租的热点领域是房地产。最近被股东方公开举报的某市一中心城区房地产项目中，约400户业主中，50余户曾获得一成以上的购房折扣，其中22名买家所获折扣高达三至五成，折扣金额数十万至百万元不等，其中多数是政府官员。这揭开的只是冰山一角。

　　改革的另一障碍在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在当期，而主要收益则在远期。这种收益与成本的跨期分配，往往是导致改革不作为的主要负向激励。

　　“十二五”改革攻坚不仅关乎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更对中国未来10年、20年乃至30年都有着深远影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5年。因此，下一阶段的改革攻坚，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前途。眼下，我们已经看准了改革的方向，看到了改革的迫切性。但是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决策的周期化，都决定了改革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