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乔旎：其实我们看到了这部片子，觉得它不仅仅讲述的是非常现实的东西，而且就像您刚才说非常好看，更像一个故事一样，包括里面有很多历史素材，我们很难见到的一些景象。其中我知道这部片子拍了大概有三年时间，从刚开始到现在应该是经历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这也是一个非常纷繁浩大的过程，在这样一段时间内，吴老您一直在看着这部片子在成长，在一点点完善，您现在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吴敬琏：我是感觉到我们所缺的东西，电视的专业品质非常高，这两个东西是有矛盾的，你如果完全是一个形象思维，它往往会是片面的。你如果就把教科书告诉大家，那个东西就很不好看。

　　主持人乔旎：又不吸引人。

　　吴敬琏：我们跟他们合作得非常愉快，反复斟酌，当然最后还要观众判断，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又是非常形象的反映了华尔街200年的历史。

　　主持人乔旎：现在看来好评如潮，大家都对这部片子抱有很高的评价。同样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李导演，是不是拍摄这部片子背后付出的会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有大量的特技，包括大量的资料，还有采访到很难见到的一些金融大亨，我们知道还远赴重洋到美国拍摄。

　　李成才：因为它是大片，一定是由大片的各种元素构成，大片一定是一个可以具体化的。比如我们说一个导演一共三个武器，一个是摄像机拍，这是第一武器。第二个是你的声音塑造，这是你的暗器。第三是你的解说。这三个武器看怎么运用到大片里去。我们以这个片子来讲，前段时间跟英国BBC的人座谈，他们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制作，而且是金融类的东西，因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媒体都害怕金融类的纪录片，因为金融类的纪录片没有形象，它的形象特别单一，都是笔记本电脑穿着西装打领带，没有形象。

　　主持人乔旎：后面是液晶屏。

　　李成才：看不出来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做保险的得告诉你，他是做银行的得告诉你，他是做证券、债券的打扮都一样，没有形象，这样特别恐惧。因为电视是靠形象的，形象是最重要的一个载体，他是靠若干个形象、若干个行为连起来的一种东西。

　　我们当时回答他，我说我们尽力的在学。我们怎么学呢？我们所有的导演把目前世界视野范围内所有金融类的纪录片全部都调出来，不管是用你的什么样的人脉关系，我们在那儿学这部分东西。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办法，比如我们这一次特技的运用，我们一开始特技，我们大概是在40分钟的样子，现在我们是70—80分钟左右，有可能还不只，而且是让我们最好的特技公司水晶石制作的东西。

　　主持人乔旎：有点像电影大片。

　　李成才：它的特技，现在很多电视的技术工作人员都研究它的特技问题，它的特技很好，英国人也觉得特技很好，这是特技这部分。

　　还有声音，这次我们的音效是请中国国内最专业的一个声音公司，就是做声音的公司，它给我们校对，比如吴老采访的声音，觉得哪一块不对，他们可以进行修复，他要求最好的效果。比如说当我们的声源一旦出现三种声音，既有采访声又有效果声，又有旁边的环境声的时候，这时候他们用声音的东西给你塑造出另外一种感觉的东西，因为在整个我们的感觉当中，耳朵的听觉的东西情绪感可能更重。所以，我们的声音塑造也非常不错。这次我们参加戛纳电视节、上海电视节、香港电视节，为什么外国同行看好中国的《华尔街》，第一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华尔街。第二，你的技术水平到这一块，你是高清拍摄，这也是不容易，因为高清投入非常大，而且高清的技术在国际上都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开始采取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些是大片的东西，所以它一定要受到很艰苦很艰苦的东西。我们在开播的时候，一个导演问，李老师，你为什么不流泪？我说我不会流泪的。

　　主持人乔旎：为什么？

　　李成才：两年半时间将近三年时间，各种痛苦、各种煎熬，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都经历过了，我现在站在屏幕前我已经很坦然了，我坦然面对它的缺点甚至是缺陷，我坦然的接受各种观众的批评和质疑，或者是赞美。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在尽全力，包括吴老，像陈志武，还有那么多专家学者，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的不仅仅是中央电视台，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摄制组的这部分东西，绝对不是这样的情感，我觉得看重的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现代化的进程，需要这样一部分东西。如果说再去简单的指责和谩骂华尔街的东西，对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指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对我们国家情感的东西，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吴老他们那时候跟我们讨论文本，吴老是讨论了两次，都是大块时间，都是半天、一天在一块儿讨论，第一次讨论是一整天，整个讨论实际框架的时候，为什么非是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了吴老还有陈志武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美德的力量。我觉得这种力量会幻化成我们对电视节目的理解。所以，我爱我们《华尔街》这部片子，因为这里有我们直接的情感，那里边每一个声音、每一幅画面都和我们的肢体、灵魂、大脑发生关系。所以，我是这样来看待它的。

　　主持人乔旎：是不是一个画面会经过反复的斟酌。

　　李成才：肯定的。

　　主持人乔旎：能不能和我们分享背后一些小的故事？

　　李成才：因为大片是一个流程，因为最终它是一个理性结构感性表达的东西，但是在这之前它是非常严格的东西。比如我们说国际制片，以前中国人在国内拍摄靠中央电视台这块牌子能够很容易的取得拍摄对象的尊重和喜好、认可，但是在美国、英国、荷兰，在人家是捍卫自己个人利益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或者是捍卫金融消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你要进入人家的视野，你要进入人家的心灵，我觉得我们强大的国际制片体系很重要。你看到《华尔街》这个片子大概有4个美国人做我们的国际制片，才使观众能够看到，比如一开始第一个镜头就是电影《华尔街2》的片场在那儿拍摄，你怎么能够进入到这个里面，而且导演奥利佛·斯通接受你采访，男主人公接受你采访，20世纪福克斯的老总接受你采访，为什么？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国际制片就是在好莱坞工作，当时一个导演说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最后那个国际制片叫周燕，真是在大街上泪流满面，因为他觉得他完不成导演的任务，最后打又不敢说，因为导演已经说不要在我面前说拍不成这件事情，我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最终还是拍成，而且得到各方面全面的认可。我们到国内以后，20世纪福克斯专门把我们用过的他们的片头，他们阿凡达的一些东西，把最高清晰的东西给我们传过来，按照国际声音，按照画面最好的质量传给我们，这些都是国际制片体系很重要。另外，我们的一个设备在旧金山，因为设备在外边2、3个月的拍摄，几十号人，50个摄制组，一定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设备一坏的时候，中国现在出入境管理的方式，你要把设备带出去，那得经过多长的时间，很复杂，我们是在夜里三点钟接到这个消息，我们在25小时之内拿到新的机器。盖公章的在长安街周围站着，因为牵扯到一个体系，车从东四环开到T3航站楼15分钟，第二天夜里4点多钟，一个摄制组接到信息，告诉我们说“李老师，我们拿到机器了”，泪流满面。

　　主持人乔旎：这些都特别不容易。

　　李成才：不知道多少体系，国家民航总局的人、首都机场的人、海关的人在跟着忙活，我们这套公关体系在发挥作用。就这一个机器，当然还得出现有人生病，有人在那一块说你们拍摄的什么许可证不对，因为你要深入到人家那个地方去，还好我觉得我们各个国家的使馆帮了很大的忙，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现在的位置。记得我跟英国使馆一个新闻处长说今天你们怎么有两摄制组到英国拍摄，我说你们看看，现在你们英国那么小的国家到中国的摄制组一共有多少个，你们觉得这很正常是吧，将来你们会觉得中国到你们这儿派10个、20几个摄制组都有一天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背后中国的强大，中国的力量在这里面能够发挥作用。

　　我们一个纪录片协会很重要的前辈刘效礼，他当时八几年的时候在华尔街去过一次，他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有啥关系让我们参观，他没想到30年后他的晚辈拍了十集大型纪录片《华尔街》。那天他参加我们的看片会特别感慨，我多少能够体会那些个长辈们先辈们感慨的东西。

　　主持人乔旎：这部片子结合了各方面的力量拍摄，其中的艰辛也是很多，毕竟是经历三年时间，从刚开始的筹划到最终成型。

　　我们看到其实这部片子里，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演，您希望这部片子最后传达出一个什么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