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炒家”到“引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民间投资亟待转型

　　新华网北京6月1日电

　　记者李云路 查文晔

　　当被寄予“后金融危机时代拉动中国经济新引擎”厚望的中国民间资本，在缺乏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的背景下充当了一把“豆你玩”、“蒜你狠”的幕后推手后，如何为这一数量庞大但方向迷惘的社会资金找到更加有效的投资出路，正在成为考验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新课题。

　　中国国家发改委日前明确表示，近期一系列农产品价格暴涨，除了极端天气造成供应紧张外，社会资金恶意囤积、哄抬价格是重要原因。业内人士认为，除了去年天量放贷导致的充裕的流动性寻找出路外，民间闲散资金的游荡进入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农产品的生长周期相对较短，不少民间资本‘船小好调头’，从实体经济撤出后，转投农产品，这是由资本的投资性、逐利性、灵活性所决定的。”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说。

　　伴随国内经济的复苏，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最新政策使得楼市逐步降温，而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等外部经环境出现的新的不确定性令投资者信心减弱，股市低迷。当投机活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不少民间资本已从楼市、股市抽身。据报道，浙江温台地区高达数千亿元的民间资本从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板块撤出后，正在集聚和寻找新的投资领域。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私营经济已经占据GDP半壁江山，私营企业还解决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就业，如果私营企业不转型，中国经济转型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如何鼓励和引导数目庞大的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已经越来越关系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局。

　　观察人士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一揽子刺激计划，政府投资在经济企稳回升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但政府投资主导增长的方式是难以持续的，为了使中国经济增长具备内生力量，民间投资必须跟进。这就是中国政府为何在经济企稳回升、刺激政策逐步退出的背景下，着重强调民间投资，推出“新非公36条”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资本逐步雄厚，政府对私营经济越来越重视。不久前出台的“新非公36条”更是在2005年的“非公36条”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了交通、电信、能源等6个大的准入领域，16个方面的具体行业，“非禁即入”的承诺对民间资本来说不能不说是极大诱惑。

　　但正如张汉亚所分析的，民间资本投资在“新非公36条”政策出台后仍面临严峻形势。从整体看，中国部分制造业产能依旧过剩，不少私营企业的盈利前景堪忧；另一方面，“新36条”出台后，由于缺乏细则配套，很多垄断行业，如石油、铁路、民航等，名义上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实际上仍然障碍重重。

　　“私营企业要么是看得见进不去，要么是进入后被迫退出，身陷所谓的‘玻璃门’和‘弹簧门’，这些因素都导致民间资本在社会上寻找其他可以赚钱的投资渠道，只不过，这次轮到了直接影响居民生活的农产品。”他说。

　　无论如何，人们还是看到了“新36条”的历史进步。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众多人士均称，政府必须发挥好引导的作用，为民间资本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而“新非公36条”能否真正发挥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关键看各部门出台的配套措施和细则能否到位。比如在石油领域，地质部门发现新的油田后，能否举行公开招标，以方便私营油企的进入；在行业利润率较低的铁路领域，有关部门能否批准专线专营，单独核算，让私企有盈利机会等。

　　经济学常识及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业已证明，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领域往往容易充斥经济效率低下、消费者权益受损等弊端，继续在一切应该开放的经济领域敞开大门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决心。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要求，落实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拓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