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之嫌

　　即便是被媒体诟病为“虚高”乃至“虚假”的地方GDP数字，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一些中部省区表示，其实仍有保守的成分。“比如一季度我们的GDP增速按照我们自己的核算超过20%，但从国家到省一级一级核算下来，我们的数字最后是15%左右”。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服务业统计水平参差不齐。”在叶青看来，这是近年来地区与国家GDP数据产生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在核算GDP时，从各个角度评估主要基础数据，特别是利用税收、用电量、货运周转量等相关指标对地区GDP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对不符合实际情况或明显异常的基础数据，要作适当修正(多数是下调)。而各地区在核算GDP时，虽然也进行评估，但修正时掌握的尺度一般比国家的要宽松。”叶青认为，但“应该看到，有的地方数据宽松，也有地方是瞒报数据的”。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去采用的核心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前苏联的核算体系，直到1992年，才全面采用联合国公布的SNA核算体系。这一年的1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也称中国新核算体系。随即在8月，公布了实施通知，从此开始了正式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并开始编制经济循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

　　但是，对工农业总产值的统计一直保持着“优势”。尤其是农业，按业内的说法是“农口数据是中国最可靠的数据，质量最高”。

　　相应的是三产的统计非常薄弱。“服务业有被低估的嫌疑。”在中部省区采访期间，记者不断听到此种说法。

　　三产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餐饮、金融、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核算主要根据相关指标。比如交通运输，在基数之上，再将交通运输总周转量(这其中涉及公路、水路、航空、铁路等，按一定比例来折算)，按一定的发展速度来核算，批发零售则根据零售额的发展速度进行核算。

　　三产中有大量的个体私营企业，他们有盈利，应该算增加值，但往往统计不上来。在非普查年度，三产的数据主要是资质以上、限额以上企业上报的数据。“抓住普查的机会，一次性地把平时很难统计到的，特别是像规模比较小的服务行业资料统计上来。现在经济普查每五年做一次，这对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大有裨益。”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指出。

　　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数字

　　北京市某城区统计局商业科的李江(化名)尽管每月会和3000多家企业的商业数据打交道，这些数据是北京市GDP核算的海量基础数据的小小组成部分，但他接触不到GDP核算。“我们区的GDP数据是由市局给我们的。因为报表是按照法人来报的，一些跨地域的企业如中石油等在全国都有产业活动单位，那么不能把数据全部算到我们区，所以北京市在统计的时候会根据产业进行调整，然后再分配。GDP和CPI都是由市里上报给国家，同时再分配给各个区。像商业的零售额是每个月给各个区下发，而GDP的数据是按照季度下发的。”

　　除了收表送表，李江还要对数据进行审核。先要了解哪些方面哪些环节可能出错，把数据库全部导出来，然后编程，把有错误的数据筛选出来。“但是你不可能想到每一个错误，因为GDP的核算量太大了。有的企业入账也有问题，只有在年底的时候才会入账，所以到了年底一个营业周期才结束，而它的营业额数据也上去了；有的企业可能在年初就把全年的房租付了，那么在一季度这个数据就会很大，季度上就会出现一些波动。”

　　对于社会对统计数据的质疑，李江表示，他力争确保他管辖的数据及时准确上报，但“方法的问题不是我们考虑的，这应该是国家统计局考虑的。方法都是他们定，然后对市局培训，市局再对我们培训，然后我们再对企业培训”。

　　在中部省区的采访中，市级统计局的统计人员也表示，可能在省局的层面，会考虑制度方法的问题，在他们这一级更多地是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去执行。该局综合科马科长告诉记者，面对社会公众对统计数据的不认同，“可以解释数据来源的就解释，而不能解释来源的就解释为方法制度的原因”。

　　饱受诟病的人均收入指标，在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就面临制度方法不合时宜的情况。据基层的统计工作人员反映，按现有统计制度，一个县的统计样本户，城乡都是100户，但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但样本户数量过少，而且城镇农村的二分法也难以准确反映群众的收入状况。这样算出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性自然不够。

　　“有时候为了保持数据的稳定，难以修改统计方法”，但柯惠新建议，为了既照顾到可比性又适应现实的变化，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指数。

　　自上而下的方法改革有时会面临责的困难，叶青以服务业的产值统计为例，“由于目前国内对其缺乏统一的核算标准，基本靠各级政府推算。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核算可能并不如地方核算准确。”(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GDP增速央地“打架”之谜

　　叶青

　　GDP各地区汇总数据远高于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全国GDP增速，是近年公众议论集中的社会热点问题。这一问题的成因，概要论之有五个方面。

　　第一，我国实行GDP分级独立核算制度。在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层层管理经济的体制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地区与国家数据不衔接的矛盾。

　　第二，存在重复统计。随着我国企业跨地区生产经营的情况越来越多，各地方统计部门有可能将企业跨地区生产经营活动统计在本地区内。比如，在襄樊生产的天籁车，是计算在广东的GDP，还是计算在湖北的GDP，就是一个问题。

　　第三，各地与国家使用的基础资料不完全一致。GDP核算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地区和国家GDP核算都存在资料缺口，需要采用不同的推算方法来解决。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很难制定全国统一的推算标准，只能制定推算的原则和幅度区间。

　　第四，国家在核算GDP时，需要从各个角度评估主要基础数据，对不符合实际情况或明显异常的基础数据要作适当修正(多数是下调)。各地区在核算GDP时，虽然也进行评估，但修正时掌握的尺度一般比国家的要宽松。

　　第五，GDP被广泛用于各种形式的政绩考核，少数地方政府尚未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致使地方统计数据往往存在系统性高估的倾向。

　　统计部门除了在GDP的最后核算关头“下算一级”之外，就是在GDP核算的前端进行有效的改革：

　　一是建立部分服务行业统计调查制度，对无主管部门的服务行业建立抽样调查制度，建立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抽样调查制度。

　　二是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核算方法进行改革。建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调查制度，废除由企业计算增加值的方式，采取企业提供基础数据，由统计部门计算增加值的方式。

　　三是建筑业增加值实行统一核算。对全国和分省建筑业增加值实行统一核算，逐步缩小建筑业增加值地区和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

　　根本之策在于尽快从分级核算过渡到统一核算。当然，实行统一核算又会有新的问题，即各地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统一核算因此将面临阻力。(作者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