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力求真实的统计在政绩出官体制下，被动地处于火山口的尴尬境地上

　　为什么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社会对统计数据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对统计数据的依赖越来越重，但公众对数字的满意度却并不高，而且质疑之声不断？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青的官员加学者身份让他近年来成为全国两会媒体报道的焦点。

　　今年更是如此。“今年两会，3月8日之前代表们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统计。”在湖北省统计局办公室内，叶青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对房价涨幅老百姓关注度很高。”

　　其实，不仅仅是房价，地方GDP之和大大高出全国核算数据、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统计范围太窄、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反映实际失业率等，都让老百姓对统计数据心生迷雾。“2009年全国房价1.5%的涨幅指数，是公众质疑统计数据公信力的一个触发点。”

　　为什么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社会对统计数据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对统计数据的依赖越来越重，但公众对数字的满意度却并不高，而且质疑之声不断？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调研从叶青开始。

　　“难堪”的国家承诺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在变化，但30年来任何一个省，少有出现GDP负增长的年份，只有2009年上半年山西出现了负增长。山西省还因统计数真实受到了各界的称赞。关于GDP，我们5年前10年前的水分挤干净了吗？”谈到GDP，即便作为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也心存疑问。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在统计上大体有两个通用的指标可以反映生产成果。一是总产值，二是增加值。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所有生产成果。

　　“因为挤水分不仅仅是数据的增减，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现任领导挤水分，就意味着其在任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增速会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在前任很有可能升至现任上一级的情况下，现任不敢挤，也没有动力去挤。”在叶青看来，5年一次的经济普查，挨家挨户地毯式的调查，可以挤掉一部分水分，“而且越早越好”。

　　湖北省第二次经济普查动用了8万左右的人力。“花费人力财力就是要把数字搞准”，但让叶青比较不习惯的是，“第一次经济普查时，为了保障数据的准确性，以国家的名义郑重承诺，对企业所报数据保密，不会告知别的部门，比如税务部门。”对外只公布总数，不公布各个企业的数字。“到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时候，我们依旧这样对企业承诺。这非常难堪，希望在将来可以不作这样的承诺。”

　　即便有这样的承诺，也有学者对普查数据到底有多真实表示怀疑。“核算GDP所需的基础数据相当多，仅国家统计局报表中就有3000多个指标与GDP核算有关。大面积的调查，如果一部分数据不真实，结果反而不如非普查年度的核算数据来得准确。”

　　“申报表格过多过于复杂，不同部门都有不同的表格。另外，由调查方申报数据往往会有偏差，或者故意错报，但是复查的成本又过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柯惠新担心。

　　“普查是一次全面的清查，采集的方式跟常规数据不一样，应该说普查数据更准一点。国家对普查数据也是认可的，明确要求普查年份以普查数据为准。”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对本刊记者表示。

　　中国的GDP核算始于1985年。主要采取生产法加部分行业的收入法来核算。“所以，为什么能在经济普查的时候把家底摸清，就是借统计指标很全面、单位也全面的机会，把各个行业的增加值算出来，便于按收入法核算部分行业的GDP。”湖北某市统计局参与经济普查的统计人员告诉记者，在非普查年份，季度核算主要是通过经济普查底数作为基数，按照相关行业的增加值指标进行推算的，这就有一定的误差，需要普查数据来修订。

　　在这位统计人员看来，各省GDP加起来大于全国的总数，区县GDP的数据加起来大于全市的总数是正常的。现在经济活动非常复杂，生产经营地和登记注册地不一致的情况很多，为招商引资地方付出了很多心血，产值当然竭力想要算在当地，但作为注册地按属地原则也应该要计入这部分产值。

　　以这位统计员所在的市为例，市政府专门召开过一个会议，决定对发生在该市区县一级的上述情况按两方都算进行处理。“所以，对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都算，而全市上报的时候就剔除重复，只算一次。因此，有时我们需要做两套表。”这位统计人员表示。

　　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在统计中不但竭力“用足”、“算足”数据，甚至不惜添加其他“水分”，以至影响到GDP的准确度。对此，上述统计人员表示，“现在湖北省对市里也有所限制，要求各区县的经济总量不能超过全市的0.5%，GDP增速不能超过0.3%。”

　　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呈逆向

　　“你们怎么对GDP这么感兴趣？”中部某省统计局核算处处长，对于本刊记者关于GDP的疑问，笑着反问。

　　掌管着有“统计的龙头”之称的核算处，对于国家统计局正在积极部署的GDP下算一级工作，他表示，“目前应该说具备了下算一级的条件，但下算以后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各个地方都说自己的数被算低了，天天来找你。”

　　事实上，这位处长的担心，在国家统计局层面已经发生。在GDP核算制度由之前的“审算结合”过渡到当前的“下管一级”之后，柯惠新告诉记者，就出现了各个省都来跑数字的情况。这个省算了又算，提高了1%。那一个省就不干了，也要求提高多少。“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考虑的。”

　　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在一些地方，个别领导出于政绩考虑，还存在对统计数据进行行政干预的问题。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提供准确数据，迟报、漏报甚至是拒报统计资料。叶青告诉记者，大约5到10年前，他听过的典型故事是：年末，某县县长把重要部门的负责同志召集在一间房子里，一块凑数字。应该说，“这种做法现在比较困难，因为县一级的GDP由地市来算，这不是县长、书记想要什么数据就可以要到的。”但叶青也坦言，他担心领导干部控制不了GDP总数，不排除他们“未雨绸缪”深化到GDP构成数，即让企业的数字报大一点，这样的做法隐蔽性更大。

　　“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是呈逆向趋势的”，叶青指出，“表现最强烈的是乡镇、县、街道这一级。他们直接管企业，很关心数字的增长幅度。为和别的乡镇作比较，有动力去修改。”

　　乡镇的统计力量本身又是相对薄弱的。这种情形在采访中被基层统计人员形容为倒金字塔结构。“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任务繁多的乡镇统计部门，通常只有3到6个人，一般叫统计站，挂在经发局下。受编制影响，为降低成本，经常是发改、统计、物价三个部门放在一起，有可能搞统计的就两三个人。面对区里众多企业，根本就顾不过来。

　　在湖北这个中部省份的一些市县，统计调查队伍自身的体制没有理顺，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统计工作的稳定开展。某市统计局综合科杨科长告诉记者，他所在市的调查队原来是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随着国家调查总队的成立，现在升格为与统计局平级，承担原来城市调查和企业调查的任务，但农业的调查任务是由调查队和统计局两边共同承担的。“这对地方来说很难，国家没有明确业务到底分在哪里。调查队在属于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的时候，属于事业编制，一些工作人员是事业编制的身份却干着统计局这边的活。改革之后，调查队编制的人员就理所应当地到调查队工作，原本干的统计局的工作就出现了人手不够的局面。”

　　杨科长告诉记者，不但是乡镇，一般县一级的统计部门编制也非常紧张。十几个人，“一正三副”加上办公室人员、司机、后勤，真正在业务岗位上的人员并不多。

　　“统计的地位虽然提高了，领导干部讲话、汇报材料、政府办、党委办日常的工作都离不开数据，但作为基层统计部门领导，犹如被放在一个火山口上。一边是统计数据的真实、一边是政绩，必须要拿捏好分寸，走好钢丝。”一位刚赴任某市统计局不久的局长，不愿过多接受记者的采访，但说了上面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