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是一连串事件，但究其本质，根植于结构错位和城市化进程的不彻底

　　《财经》记者 姚佳威

　　阳春三月，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大多返城开工。但发轫于去年下半年的民工荒，在珠三角、长三角、大连、青岛、重庆、成都、西安等地普遍出现，薪酬普涨之下仍一工难求。

　　政府部门、媒体、坊间对民工荒之有无和轻重各执一词。《财经》记者赴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地采访了解到，各地制造业、服务业缺工现象十分普遍，程度较之往年更趋严重。数月以来，持续的民工荒俨然已成企业老板的梦魇和当地官员的心病。

　　涨薪仍缺工

　　为帮助企业缓解用工压力，广东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按照级别给每名干部下达招工任务，规定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每人要帮助企业介绍工人100人以上，科室负责人负责招10人以上，普通干部职工负责招5人以上。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河源高新区内企业接获订单大幅度增加，扩大生产规模使得用工需求激增，区内用工缺口高达两万人。而相对于整个珠三角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河源只是冰山一角。

　　《财经》记者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地人才市场了解到，早在去年下半年，各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缺口，而节后这一缺口又进一步扩大。广州市人力资源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广州目前用工总量为683万人，缺工15万人以上，深圳市缺工20万人以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调研显示，目前广东企业缺工总量约90万人。

　　“去年此时还是工选人，可现在是人选工了。”南方人才市场招聘顾问高金萍向《财经》记者慨叹。自2003年下半年起，民工荒每一两年就出现一次，但这次程度尤为严重。

　　东莞最大的人才市场——智通人才市场节后一周内举行了五场招聘会，3200多家企业进场招工。2月27日，9000个招聘职位来了1.3万求职者，而这竟然是去年四季度以来首次求职者人数大于职位数。

　　佛山用工缺口高达28.3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60%以上，劳动力供求情况由去年的1∶1变为目前的1∶3，一个工人对应三个岗位。

　　此外，记者在各地人力资源市场和劳动就业管理中心了解到，珠海缺工3万人，江门缺工10万人，中山缺工6万人，供求比都徘徊在1∶2到1∶3之间，供不应求，失衡明显。

　　而去年的此时，2009年2月，广东省劳动部门公布的供求比例还为1∶0.8。意味着1个求职者只对应0.8个岗位，有20%的求职者难以找到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与收入分配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对《财经》记者表示，季节相同而行情迥异，说明外部经济确有回暖。

　　目前，珠三角缺工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器、玩具、五金、皮革制品、纺织制衣、家具制造、餐饮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最缺少的岗位是一线生产工人和技术工人，即普工和技工。这些企业主向记者表示，用工缺口的主因是订单数量增加。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很多企业招工人员一改往日矜持摆谱，主动热情，散发有关他们公司的介绍传单，很快，记者手里就被塞满了招工企业的介绍传单，恍然间，招聘会仿佛成了推介会。“老板要求我们必须积极、主动、热情。”一位在佛山招工的陶瓷企业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坦承。

　　在东莞人才市场，企业为尽快招到工人，纷纷贴出“急聘”“急需”“急招”字样，尤其针对普通工人采取“团购”战略，注明“50人”“100人”，更多的则是“数量不限”。

　　招聘会外的招工同样火爆。东莞人力资源中介王鹏向《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委托他代为招工的企业数量较去年翻了一番，中介费也上涨了50%。很多企业还请职工代为介绍同乡、朋友，每个奖励200元－500元不等。

　　企业的焦急不难理解，每天缺工的代价是真金白银的流失。东莞某电子器件厂六条生产线马力全开才能满足手上订单，而现有工人包括行政、财务等管理人员全部投入生产一线，也只能勉强开够三条生产线。“这等于每天都在亏钱。”该厂张姓老板心急如焚，严令该厂招工人员“必须全力以赴，对应聘者要主动热情”。

　　既然缺工，那就加薪多招工。事实上，这正是很多企业的应急之道。

　　为尽快抢到工人，很多企业现场提薪，同类企业互相攀比竞争，互不相让。很多招工海报的薪酬数字都有改动痕迹，某制衣厂上午普工底薪还是1500元，在苦候多时没有斩获后，下午将工资改成1800元，学历要求也由高中降到初中。

　　各地企业还纷纷绞尽脑汁，将高温补贴、带薪休假、包吃包住甚至传统节日红包、年末喜宴等能写上的福利全都写上，甚至还考察参照其他企业的“特色福利”，只要是本公司能办到的，请示老板后一律写上。至于签署规范的劳动合同、社保等，已经算是基本要求。

　　南方人才市场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目前一些制造业企业为招到工人而提高薪酬，但由于很多企业从事的是无品牌低附加值生产，利润空间微薄，难以大幅提高薪酬，招工力不从心。据南方人才市场统计，广东省去年下半年企业平均薪酬已上涨10%－20%，但用工紧张状况仍未显著好转。

　　手下有雇工400人的广东花都皮具厂杨姓老板向《财经》记者介绍，该厂目前月薪已提高了300元，普工工资达1800元，每月要多付12万元的成本。再加上管理成本，每月要多掏15万元左右。

　　“我现在每双鞋也就赚十块钱。不能再加薪了，要不真的亏本了。”杨老板一脸苦相，感慨赚钱越来越难。他坦言，国家4万亿元经济刺激与他这样的民企基本没什么关系，好不容易挺到金融危机好转，订单多了，民工荒又成了一个槛。杨老板介绍，不少类似他这样规模的企业由于民工荒期间高涨的用工成本而被迫选择关门大吉。

　　“长期重复无品牌、低附加值、利润微薄的低端制造业，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向《财经》记者表示。

　　新西部的吸引力

　　“和南下广东相比，我更愿意留在重庆发展。”赵民辉高中毕业后在广东呆了半年，最后决定留在重庆。

　　作为传统的劳务输出大户、珠三角和长三角民工的来源地，重庆几乎与广东同时出现民工荒。重庆华威人才市场总经理袁瑜向《财经》记者介绍，重庆企业普遍存在缺工现象，机械制造、化工、房地产、物流等行业都在大量招人。

　　许多本地民工留在重庆，外地民工也开始选择到重庆这样的中西部地区去打工。薪酬是直接原因之一。相比于广东，重庆的薪酬并不低。

　　在重庆、广州两地城区，普工、保安等薪酬都在1200元－1800元之间，即使在重庆周边的县城，平均工资比珠三角也就低300元左右，再把当地相对低廉的消费计算在内，南方沿海的薪酬优势已基本消弭。

　　袁瑜认为，作为新兴经济增长区域，重庆等中西部城市，在吸引劳动力方面具有后发优势。与广东的季节性订单因素相比，重庆等内陆中西部城市企业缺工的原因在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成渝主体功能区等经济发展重点区域的建立，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频出，投资大量涌入，很多企业处于成长上升期，岗位多有一定上升空间。

　　而珠三角企业大多发展历程较长，企业老板都保有自己的核心工人和技术工人，注意维持这部分人的稳定。对待普通工人只是因为季节性订单涨落而招工，等旺季一过就寻找理由“过河拆桥”。因此，对于渴望长期稳定的工作的群体来说，珠三角的吸引力就相形见绌。

　　赵民辉坦言，对于他们这些“90后”生人来说，每月多赚几百块钱已不再是其惟一期许，他们也开始和大学生一样，看重发展空间。“重庆这边新企业更多，空间更大，将来干得好除了薪资外，还有机会成为稳定的核心员工，甚至进入管理层。”

　　在重庆解放碑人才市场，《财经》记者看到重庆企业同样求才若渴，积极主动并不逊于广州同行。和珠三角相比，重庆企业薪酬不少，对学历、工作经验要求更少，但即使这样，多位人力资源人员向《财经》记者表示，招工并不轻松，也在为名额招不满而发愁。

　　新民工、新农村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日前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进城打工的大多属于第三代农民工，他们当中很多人生活条件与父辈相比已有所改善，经济压力减少，权利意识增强；他们的理想并不是赚钱后回乡盖房、娶妻、生子，更多的人希望留在城市居住；他们更注重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薪酬待遇上考虑和要求更多。

　　虽然对在民工荒时受到的“优待”感到受宠若惊，但民工们心里仍对企业会否“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表示担心。

　　20岁的贺永福来自湖北襄樊农村，其父母都曾经外出打工。他担心会经历当年父母一样的遭遇，订单高峰时被好言拉到厂里，订单减少后就被辞退回乡。 而自己同村的许多同龄人，都选择在家种地或去襄樊市里打工，收入并不比在广东打工少。

　　据《财经》记者采访获悉，此次民工荒汹涌，珠三角企业长期诚信缺失亦难辞其咎。

　　贺永福说，虽然目前国家要求企业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但很多企业仍然阳奉阴违，招工时表示“好商量”，但到了工厂马上开始加带附加条件，即使签合同也要有三个月试用期。订单大潮一过，仍可以试用期满，不合格为由，将工人扫地出门。对此，工人只能忍气吞声，费劲辛苦赚的血汗钱，哪里还舍得花在告状的各种费用上。如此几次反复，工人们都寒了心，索性在家种田，于是民工荒会愈演愈烈。

　　此外，家乡收入与广东打工收入差距缩小，也是重要原因。“这次‘两会’把提高农民收入作为重点工作，可能回去发展生活会更好。我的同乡们在襄樊老家的城里生活都不错，而且离家更近，可以照顾父母。”当记者追问既然知道这么多家乡的好消息，为什么还要南下广东时，贺永福表示，不甘心窝在家里，希望趁年轻出来闯闯。

　　在广州、东莞、深圳、重庆等多处人才市场记者了解到，许多工人春节回家后不再选择回厂，而是留在农村种田，或者在县城就业。

　　“当下是农村政策最对头的时期之一，也是农民获得实惠最多、农村形势最好的时期之一。”韩长赋向《财经》记者介绍说，中央已经连续发出七个一号文件，交通、通信、电网、饮水等基础设施获得完善，农民也获得国家农机补贴、肥料补贴，增收前景看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与收入分配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等专家也指出，近年来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农业收益提高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开始建立，以及城市就业岗位的增多，那种农民工不计工资与劳动条件出来打工的现象正在改变。

　　袁瑜表示，农民工在城市薪酬不能让人满意或者发展前景不明朗时，他们就会选择暂留家乡，择机而动。

　　根源还在二元体制

　　沿海与内陆同时存在用工缺口，是否源自劳动力供给总量匮乏？

　　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与劳动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认为，民工荒是一种结构性错位。中国目前有八亿农村劳动力，供给总量上并不缺乏。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季节性订单因素只是暂时性外因，民工荒问题本质上是体制问题，根源在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

　　梁小民认为，“民工荒”背后，是民工保障制度的缺失与教育覆盖的缺位。即使更吃苦耐劳，更节衣缩食，缺乏福利保障，缺少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们，面对城市里的激烈竞争，也往往沦为最无力的一群。最后，要么回家种田，要么被裹胁在民工潮与民工荒的周期性涨落之间，被企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在城市与家乡间疲于奔波。

　　如贺永福所言，尽管广州的民工政策在全国算是比较好的，但缺乏专业技术的他，没有当地户口，广州对市民的各种福利，他统统享受不到。面对消费、医疗、未来子女教育的高昂成本，仍然没有信心。而作为家里的独子，贺永福觉得即使自己能勉强在广州立足，将来父母年纪大了之后，把父母接过来也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身材瘦小的贺永福，站在广州林立高楼的阴影之下，显得渺小而无奈。

　　在袁瑜看来，实际上“80后”“90后”的农民工大多数还是希望进城闯荡，渴望融入城市，享受城市文明成果。苏海南也指出，农民工反复流动增加了成本，更重要的是不能形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直接威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可持续性，从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苏海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工荒也是好事，可以倒逼政府督促企业改善民工薪酬和工作环境，完善教育、医疗等各种社会保障，更加重视维护农民工权利，从而为农民进城提供更好条件。

　　梁小民建议，应该先从中小城市开始，给农民工以城市户口，解除其后顾之忧，使其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

　　时至今日，民工荒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成为社会问题。民工荒的背后真相，乃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区隔之下，城市化劳动力难以进城扎根的表征，是新生代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东中西、城乡区域经济差距缩小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体制性因素乃是民工荒反复发作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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