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瑾玉 　

　　在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80后、90后出生的、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已成为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的主要力量。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备受关注的“一号文件”中，也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

　　这些年轻的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更重视技艺，但是在外出务工之前却得不到良好的培训，仓促上阵，在城市务工面临尴尬。

　　回不去的乡村

　　正月十五还没过，燕变芳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兰州。房子依然租在安宁区错落有致的炮楼群中，坐在15路公交车上，滨河路上的风景再也熟悉不过。

　　她已经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不想回到农村。但有时候，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燕变芳会莫名地有一种难以抑制的疏离感。

　　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燕变芳，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因教育程度相对高一些，来到城市不仅仅为了谋生。对他们来说，扔下锄头，离乡外出务工是这一代高考失利的农村青年的时尚选择。进城务工，意味着他们将以另一种方式亲近城市现代生活。

　　2009年，燕变芳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一家服饰店的导购，但这份工作她干了不到3个月就辞职了。“工资和业绩挂钩，工作压力太大了。”高中毕业的燕变芳，曾两次参加高考未能如愿。2005年随哥哥到兰州打工后，干过包括餐馆服务员、收银员、服装导购等不同的工种。

　　燕变芳已习惯了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生活，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虽然觉得自己的“根”仍是农村，但又与农村生活格格不入，矛盾的心情使其处于尴尬中。

　　燕变芳只在过年时才回家，平时即使“失业”找不到工作也不想回家。她已经厌倦回到农村，因为农村只有老人和小孩，很少能找到同龄人。“家乡变化不大，好像更破了，家里到处是泥土，不习惯，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生活单调得要命，印象当中温馨和热闹的乡村变得寂静而没有生气。”燕变芳说。

　　也许是习惯了逛街、购物和吃夜宵的城市生活，即使过年回家，燕变芳也没有像父母希望的那样在家呆着，而是叫上几个打工的姐妹坐车上县城去玩了。

　　事实上，不久前她请假回了一趟家，是远在农村的父母打电话让她回去“相亲”的。因为这个事情，燕变芳和家里闹了几次矛盾，父母执意让她早点成家，以了却二老的心事。但燕变芳没有听从父母的安排，她觉得在城市工作了几年最终仍要回到农村，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要我放弃现在的工作，回到以前的生活是很难的”。“我才24岁啊，可不想早早把自己交代了。”其实在燕变芳的心里，她是一门心思要在城市里找一个男朋友的。

　　燕变芳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目前和以前打工时认识的姐妹租住在一间没有暖气、不足10平方米的民房里。每天她会花大部分时间出去找工作，晚上回来时顺便带上两份报纸，她是报纸招聘广告的忠实读者。虽然手里的余钱不多了，但燕变芳不会轻易去饭馆那样的地方打零工。她觉得在那里打工没有前途，只会离自己变成城市人的梦想越来越远。

　　燕变芳的很多同学选择在正月办喜事，过年时，她一直忙着喝喜酒。早春的北方寒气逼人，因年前一直下雪，农村的小路到处湿漉漉的，对于习惯了城市水泥路的燕变芳来说，走泥巴路是一件令她感到不悦的事情。

　　“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因为有同学的喜事，没有办法。”燕变芳还没有在家呆上半个月就不耐烦了，尽管在那个令她向往的城市里，她拥有的全部不过是一张床而已。

　　走在没有技术的路上

　　这些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受教育的程度相对高一些，但如果没有技能，这些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在现实的环境里面临的困难一点也不比他们的父辈少。

　　董华还在和父亲较劲，尽管他自己不愿承认这一点。“以前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和儿子交流，现在整天在一起，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45岁的董正西并不讳言和儿子的紧张关系。

　　2007年6月，在即将结束高二年级学业时，董华选择了辍学。“那段时间念书念得头疼，人在教室里坐着，心思却不在学习上。”董华说，“我的成绩在班里是中下水平，肯定考不上大学，索性不上了。”

　　这是董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向家里提出退学的打算。5月初的一天，在一次激烈争吵后，董华被父亲强行送到了学校。“考不上大学，至少也应该努力上个高职，学门手艺。”董正西不想让儿子步自己的后尘。

　　1982年，25岁的董正西成了阿干煤矿的一名矿工。3年矿工生涯，长埋在他记忆里的就是矿难。1985年5月20日，担任采煤班长的董正西交班后，和工友们刚上到地面，一股水就冲进了800多米深的巷道，300多人被困井下。经过一天一夜的救援，大部分矿工成功获救，7天之后，19具遇难矿工的遗体也找到了。不可预测的矿难，让董正西选择了逃离。因为没有任何技术，他只能在工程队干杂工。董正西没想到，这一干就干到了现在，由杂工熬成了有一定技术的大工。

　　如果能够揽到活，董正西每天可以赚到50元。除了一日三餐，他不会乱花一分钱，小儿子在上学，而大儿子眼看到了娶媳妇的年龄，董正西不敢有丝毫懈怠。

　　2010年2月27日晚上8时多，红泥沟一栋尚未竣工的二层小楼里，董华和其他11名工友挤睡在一起。最里面的套间里，有人在划拳。董华闭了眼，静静地躺着。

　　房子里没有取暖的火炉，董华穿着毛衣毛裤，把被子裹得紧紧的。他的头发遮住了半边脸，一缕一缕的，看起来很久没有打理了。半年的打工生活，让董华从外形上彻底丢掉了高中生的模样。

　　这对来自康乐县的父子，目前正在红泥沟修建一条通往兰州市区的道路。而在他们的老家景古乡，如果去趟县城，还要走大半天的山路。偏僻、闭塞，是董华对老家的印象。

　　董华渴望逃离农村，一如当年他的父亲逃离阿干煤矿一样。

　　到兰州打工，他第一次工作就被别人诓了。有一次，一个中年人找他去粉刷房子，谈好的价格是每平方米3元。可等到房子刷玩，中年男子借口现钱不够，先付一半。董华想，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就答应了，可等到第二天去找中年男子时，却是铁将军把门。直到现在，600多元欠款仍未要回来。

　　在南山的半山腰修路，董华第一次看见了夜晚的兰州，但他从未真正走进过这座城市的中心区域。

　　这时候，董华想起了离校时老师对他说的一句话：“不读书，你以后的路会很苦。”但董华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我希望将来能够在这里有自己的一个家。”董华的下一步计划是去学一门技术，比如厨师或者电焊工。

　　最新工作回到原点

　　2月22日，张彩丽没有再去年前打工的饭馆，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一家连锁药店的收银员。巧合的是，张彩丽2005年初来兰州时第一份工作就是药店收银员。“又回去了。”早班后，张彩丽在药店附近吃快餐时对记者说。

　　“其实，饭馆老板对我们这些服务员挺好的。”腊月二十八，最后一位客人离开后，老板娘安排厨师特意做了一桌饭，和所有服务员一起吃，算是年夜饭吧。让张彩丽对老板娘增加好感的另一件事是，凡是抽烟的小伙子，每人给了两盒10元的香烟。

　　张彩丽说：“离开饭馆，主要是那里的工作时间太长了。”张彩丽今年计划重拾书本，希望将来能够摆脱低端服务行业。

　　过去的五年里，张彩丽总共换过七次工作，但每次都是在收银员、饭馆服务员、超市导购等低端服务行业里打转转，连她自己都开始怀疑出来打工是不是一个错误。如果不出来，25岁的张彩丽在靖远老家或许已经结婚生子，但现在她连男朋友都没有找到。

　　2005年高中毕业后，张彩丽开始在县城一家超市打工，工资低，也见不上什么世面，她一直抱怨父母不让她去大城市，父女俩一度陷入“冷战”。张彩丽说：“主要原因是我哥在兰州打工几年，也没有什么起色，3年前在建筑工地受了伤后，就在雁滩开了一间小童装店维持生活。”

　　打工生活的诸多不确定性，让张彩丽的父母不愿再看到女儿步儿子的后尘。

　　简单培训的困境

　　2008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让劳务工们终于看清了形势：经济遭遇危机，破产企业增多，就业岗位减少，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首遭淘汰的必然是那些缺少技能、素质不高的打工者。

　　曾在东莞一制鞋厂做普工的张亚萍就是被裁队伍中的一员。张亚萍三年前进了东莞一家鞋厂，她做的是成型工序，技能含量比较低。金融危机来袭后，厂里的订单一下子减少了，厂方无力支付200多位员工的工资，于是宣布裁员，打帮、针车、夹包等技术工人留下，其余的领完工资另觅出路。

　　技能就是本钱，没有本钱的普通务工者，在就业市场上几乎没有话语权。“我们就是一颗普通的螺丝钉，把你拧下，不愁没有人顶。”张亚萍说。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这些频繁转换工作的务工人员大多数没有受过技能培训。很多接受采访的务工人员告诉记者，只身出来打工的很少，大多数是依托亲戚老乡，一带一带出来的。在南京一家电子厂打工的章萍萍就是在姐夫的帮助下出去的，进厂时，厂方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安全操作培训，就由熟练工人带着上了流水线。初中毕业的章萍萍说：“一个班下来就学会了。”

　　清水县劳务办书记黄天德说：“除非是劳务派遣的外出务工者，依靠家族帮带出去的务工人员则很难组织培训。”即便如此，“每年农民工返乡休整期，劳务办会组织外出务工人员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短期培训。”黄天德说，“哪个乡镇的外出务工人员多，培训班就开到哪里。”

　　清水县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每年外出务工人员达到5.67万人。

　　清水县的这种简单培训模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引导性培训，主要是让外出务工人员掌握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如何讨薪维权；二是简单技术培训，主要针对家政服务以及建筑行业的瓦工、钢筋工等培训。黄天德说：“培训的效果是明显的。”他举例说，以前如果去建筑工地打工，你要应聘钢筋工，工头会让你干上一段时间才考虑是否要你，经过培训后，市一级劳动保障部门就会发给你初级钢筋工的技能证书，你开始上班的第一天就可以按照这个技术级别拿工钱了。

　　清水培训模式的前景似乎诱人，但是如何说服外出务工人员参加培训，是劳务办最头疼的事情。“一个尴尬的数字是，全县参加培训的外出务工人员的比例仅有10%。”黄天德说。这位长期从事劳务工作的基层官员认为，一些年龄较大的外出务工人员上有老、下有小，短暂的回家休整期主要干了家务活，他们没时间也没精力来参加培训；还有些外出务工人员认为，找工作抢的是时间，春节后是企业的用工高峰期，你不赶快出去找，再等一两个月，人都招满了，谁还要你？还有人对培训的效果持质疑态度：“这种免费培训，好多都是做样子的，要学的话，边干边学不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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