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刘胜军（实录）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会客厅特别节目——陆家嘴声音，今天陆家嘴论坛在上海香港里拉大酒店召开。在上午的时候一行三会的领导都做了发言，现在我们请到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刘胜军博士来给我们谈一些他的观点。前一些日子克鲁得德曼来到中国，他说，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走到尽头，所以担心世界经济在近一两年不会复苏，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观点认不认同？
嘉宾：世界经济最悲观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已经不像克鲁德曼本人说的那么不乐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金融系统已经稳定，特别是美联储采取超常规救助措施，包括美国的财政部也是非常的配合。从现在来讲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倒闭不会出现了。可以这么说，这次金融危机已经到了一个谷底的阶段，接下来就是反弹，但是反弹的时间要多久，可能大家还有争议有不同的看法。我本人来讲，我对中国比较乐观，认为欧美发达国家恢复周期会更长一点，U型的底部会更长一些。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的金融系统非常的健康，和欧美相比放贷、信贷扩充非常的强烈，有巨大的刺激因素，实体经济受到冲击，但是现在在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刺激激发国内的需求。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的改善，将对中国消费这一方面能力的提升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从短期来讲，国家的4万亿提振计划，我们看到4万亿，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地方上的扩张政策。这些都对中国经济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第一季度6.1GDP的增长率，我本人觉得是中短期内的水平，接下来会有反弹。中国经济多少时间恢复前几年的繁荣，我相信大家期待不能那么多，因为周边的环境和过去不一样了，发达国家会进入一个比较缓慢的趋杠杆化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能不能像过去保持高速度的增长，取决于中国能不能有效把我们的内部需求激发出来，就是过去过渡依赖出口，将转向内需经济。现在中国红利有点退潮了，所以中国必须要做好准备。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中国的发展不能依赖外需了，这一波已经不太可能了，你说要提振内需，这一两年我们国家做过了消费券或者是家电下乡等刺激政策，你觉得除了这些方面以外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补充呢？
嘉宾：刚才提到消费券或者是其他的短期刺激政策是需要的，但是对中国经济而言，转向内需经济模式肯定是需要结构性深刻体制改革才可以完成的，不能说短期就能完成的。除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问题，还有两点，一个是中国要加快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因为导致中国储蓄率重要的问题是说，老百姓缺乏安全感，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一方面的改革做好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第二点就是金融创新，我们知道美国储蓄率在金融危机之前已经下降到负数的水平，为什么可以下降这么低，是因为美国金融产品创新导致的，美国人买汽车、住房或者是其他消费者也好，实现提前支付的意愿，美国已经是过渡了，对于中国而言是创新不足，所以很多居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中国未来几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金融创新，通过创新来促进消费和居民的消费。这次陆家嘴论坛也有专门的会场来谈如何促进消费。
另外，除了这些之外，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和金融产品创新之外，还有中国收入结构的调整，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系数在全球非常高，已经超过一些发达国家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也就是说大量的采购集中到非常少的人手中，这对社会的消费力导致不足，这些方面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我们一直没有推出遗产税，所得税是包括起征点、税率结构是否合理。还有对于税收监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中国很多企业家他是很多的渠道避税，对于社会主体结构来讲，他们在这个方面是弱势群体，没有办法避税，很大的都成为纳税的主体，而有能力有钱的富豪把税率降低，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把税收体制完善，把漏洞弥补，我觉得有利于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如果说收入分配结构合理了，一方面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另外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能力也提高了，这样对整个社会保障和各方面的医疗体制保障改革都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主持人：现在有一种观点，中国之所以没有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受到损伤，重要的是金融创新力度还不够，另外我们国家有很好的金融监管。我想问一下这次危机发生以后，政府层面要加强金融方面的监管，防止危机的出现，那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如何防止发生金融监管过渡的问题，在此之间如何做平衡呢？
嘉宾：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历史上爆发过很多金融危机，之后进行监管，监管又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特别是在欧美国家，他们相信自我约束，金融中心可以设计出来的产品金融机构都是允许的，这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到美国证监会很多人在后来反思金融危机监管问题，很多产品他们是看不懂的，如果证监会看不懂如何监管？我想对于中国而言，我们金融创新水平还不够，我们更多是要考虑如何促进创新，如何鼓励创新，当然这里面有几个原则要把握，第一个避免犯欧美国家的错误，我们不能盲目的创新，搞一些跟真实需求没有关系的。第二个金融创新的时候，要保证透明度，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衍生产品出现问题，它的透明度很低，交易规模有多大，市场流动性有多强，最终购买这些产品的人不知道结构性产品背后隐含资产真实的价值和风险是多少，风险监视也是非常不充分。除此之外，中国未来要发展这些衍生产品要避免这些问题。另外，对金融机构杠杆的监管是非常核心的东西，这次中国在这一方面做的非常好，我们监管比较严。对欧美国家来讲他们在金融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杠杆走的过渡，之后市场我们讲的黑天鹅事件，如果遇到一些无法预测的意外事件，可能本来设想非常完美的模型就会被打破。在98年的(LCT破产)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一方面他买了拉美很多的债券和俄罗斯的债券，但是没有想到里面是存在关联的，拉美市场出现问题以后，有很多套现，被逼把俄罗斯市场债券卖掉，这样就出现连锁反应，这就告诉我们，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如果衍生产品发展之后，杠杆如何确定，这里面也有很大的漏洞。我想巴塞尔协议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我想国际社会和监管当局还需要很多的努力来做好风险控制工作。
主持人：很多监管机构已经在做去杠杆化的进程，你认为这个进程会持续多久？它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说这个去杠杆化健康了。
嘉宾：对金融机构而言，国际上是有标准的，比如8%核心资本充足率，如果是8%意味着杠杆度只有12倍左右。我们知道在危机爆发之前很多美国金融机构他都到了30倍左右的水平，很多对冲基金更高，因为他们进入很多衍生产品的操作，如果金融机构要控制风险还是要回到12倍合理的水平。至于到实体经济，我们知道美国原来储蓄率是负数，70年代的时候，居民储蓄率是14%的水平，我想当初的水平应该是比较健康、合理的水平，我们不能否认说金融创新对于刺激需求、消费，一个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过渡把未来的消费能力转移到现在，可能会付出代价，这也是我们讲消费时候也需要忍耐、付出。所以说，我个人的感觉，美国的储蓄率也会从目前的零和负数水平慢慢向上攀升，但是说攀升到多少很难预测，一方面要看美国市场恢复的程度和金融产品恢复的程度。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中国在这波危机当中会率先走出来，现在美国和欧元区是主要的经济体，这次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造成变化，有人说不会完全颠覆掉世界格局，那你认为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国要取得进程化的发展需要多长时间呢？
嘉宾：中国的经济格局中期内不会变化，前一段时间大家提到的改革，我相信未来几十年美元作为主导货币的局面还是很难改变。从欧元的角度来讲，欧元还是一个新货币，它本身又有体制性的问题，因为它是很多国家组成的一个联合体，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稳定性难度非常大，短期内很难调整美元的霸主地位。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格局所决定的，那么在美国占全球三分之一20%多的GDP水平，美国不光是说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各方面都是非常强大的，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中国当然希望改革，发展中国家需要改革，但是不能说美国会主动让出一些控制权，提出如何改革IMF，这是我们的愿望，但是真正改革还需要实力、时间、需要我们慢慢的积累。
主持人：刚刚提到国际货币体系，我有一个问题非常的好奇，周小川行长提出超主权货币汇率体系，对此你是如何看待的呢？
嘉宾：它可能是一种理想并不一定能实现，凯恩斯也早就提出，周小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概念，并不是说真正去搞这样的超主权货币，它主要是谈判的策略，短期要想人民币取代美元不现实，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提出未来理想的目标，超主权货币，这样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博弈的过程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在美国至少在心理上陷入被动的局面，他不得不面对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我们在IMF的改革，货币体系的改革我们站在一个制高点，在谈判上处于主动的地位，更多是这样的考虑。周小川提到SDR，这样的货币能不能成为超主权货币，我觉得从可行性来讲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知道，超主权货币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国际协调，超主权货币如何发行、控制，与各个货币之间的汇率如何协调，这也会存在很多的问题，超主权货币并不是意味着说全世界就这一种货币，它只是一种储备货币，并不是所有国家的人都去用，这样还是存在利益格局和利率的问题，因为你是一个储备国而不是交易货币，所以你的接受程度有阻碍性，如果将来SDR取代美元成为交易性货币，如果实现不了这一点，变成国际唯一的货币是非常难的。
主持人：世博会马上就要在上海召开了，现在又上海召开了陆家嘴金融论坛，我不知道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机推出这样一个会议呢？
嘉宾：这次会议已经是第二届了，在去年这个时候也召开了金融论坛。我们都知道主办单位是上海市政府和一行三会，得到中央监管部门的很大支持，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信号，这次国务院发布关于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这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来说是历史性的机遇。中欧是会议承办单位之一，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上海市金融办、浦东新区政府、上海人民银行总部，很多事情都是金融办牵头协调，我们中欧是协办单位，这次我们有六位教授发言。
看待这次会议的意义，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92年中国就提出建设上海金融中心是国家一项战略，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从成果来看也取得很大的成果，比如特别是中国主要的金融市场集中在股票、债券、外汇、股指期货等等都在上海，但是我们从大的环境来看，第一阶段上海把各个硬件市场建起来，一个城市要建设金融中心硬实力还是比较容易的，软实力是非常难的，迪拜非常有钱通过降低税收来吸引很多金融机构去，但是金融中心更难的是一种软实力，它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法律制度监管环境是不是能做到国际一流。一个方面监管不能过渡也不能失控，伦敦在05年左右重新超过纽约做到全球第一，很大的原因是01年美国安然事件以后，美国颁发了法案，对上市监管要求非常高，所以导致他们慢慢向伦敦转移，所以这给我们提示，监管不能过渡。另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环境，我们讲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那么在这个方面来讲，和我们论坛相关的一点来说，你一个金融城市有没有给金融人才提供比较好的交流、沟通场所和渠道，以及大家共同合作的平台，以及你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发出声音，而陆家嘴论坛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们从去年开始搞，08年第一届，今年第二届，我觉得选择这个时间点刚好是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从硬实力到软实力转折点，选择的时机是水到渠成，也可以说是政府意识转变的重要性去推动它。中央政府这次一行三会和上海合作，一方面我们有很大的突破，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不仅仅说是上海本地的事情，而是需要中央监管部门大力的协调和推动，如果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人民银行对上海都有更多的关注，在政策上给予更多先行先试的权利，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会进一步加速。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在上海将来会有越来越多资源、人员都会给予上海更多的关注，我想其他的三会也会给很多优先权。从这个意义来讲陆家嘴论坛是一个沟通的桥梁，是一个促进合作的平台。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能局限于国内，所以通过陆家嘴国际性的会议，能够把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吸引到上海来，并且来促进他们和中国金融机构和中国的监管当局的交流，如果离开交流软实力是不会有的，软实力就是通过大家互相沟通形成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的信息。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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