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PE 看农业

　　“投资人只是一个教练，他不可能是球队队员。现在对农业来说，缺少踢球的人。”

　　农业投资的“前农庄主时代”

　　文 | 本刊记者  潘虹秀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将从农业开始。”在北京积水潭附近的一个老四合院里，一位PE抬高了声音。这家PE公司就坐落在这个四合院里。我们在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会议室里端坐着。这似乎是一个暗示，现代的VC/PE资本与古老的农业，就犹如这个古老的四合院和现代化的办公室一样可以融合。

　　这位PE用投资人特有的憧憬力给我们展望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这不单单是她一个人的憧憬。自从去年10月份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持此论调的专家、学者很多。人们将中国政府允许土地流转的政策看成是划时代的土地革命。

　　怀着这种共识，几乎所有的VC、PE一夜之间掀起了一股农业投资热潮。一位PE感叹道：“前一段时间参加一些农业投资会议，几乎所有的PE都去了。”清科集团创始人倪正东也看过好几个农业项目。3个月前，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农业投资会议上，记者见到了经纬创投、联想投资等这些惯常投资TMT、消费领域的VC。甚至一些房地产投资者也成了“麦田守望者”。

　　没有几个VC、PE直接冲着土地流转制度而来，至今还没有这样的公开案例，某个人或农业企业因流转了一大批土地，而获得一笔风险投资。一个“外行人”可能有这种认识：土地和农民的生产关系变革会大大提高生产力。可模仿的路径似乎也很清晰：一大片的农庄，现代化的机械，规模化的生产。不过，VC们用熟知中国国情的头脑来看土地流转时，看到的并不是大片大片的农庄。

　　“农民把土地流转了，几年以后，他又来要(土地)，你怎么办？”一位PE问道，“农民没了土地，他们以后的就业和社保问题谁来解决？”

　　受访的VC们均持以下判断：“中国的大农庄时代还为时尚早，土地集约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土地流转除了政策因素外，还取决于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只要农民失去土地后的出路问题没解决，土地流转就不可能彻底实现。

　　让少部分农民演变为农庄主，大部分农民演变成农庄主手下的产业工人，这个设想并不被投资界看好。很多VC担心自给自足过惯小农经济的农民能否具备一个产业工人的素质？对于不具备此素质的农民，该怎么解决他们的生存后顾之忧？VC对农民变身农庄主和企业家的顾虑则更多。“农民去做企业家还很难。不是说农民不好，而是他所受的教育，他的眼光，让他去管一个千万、亿万资产的企业会很难。”倪正东说道。现有农业企业里，最出名的是新希望的刘永好。刘虽在农村发家，却是地道的大学生。仅凭VC带去资本，手把手去辅导农民，并不现实。“投资人只是一个教练，或者是一个副驾驶。他不可能是球队队员，不是踢球的人。现在对农业来说，缺少踢球的人。”

　　中国和美国的国情差异，也导致了在中国做农庄主比较难。“一个中国农民，他既要懂得化肥，也要懂得种子，还要懂得农药，他要懂很多东西，然后他又要会种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美国，你是个农庄主，有专业公司来给你来打农药，有专业收割的公司为你收割，所有的东西都专业化分工，你只是在做管理监督的职能。”现在，对于“公司＋农户”这种“变通”地实现土地集约化的商业模式，很多VC不是很看好，它具有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三聚氰胺是一个警钟。”一位VC说道。

　　撇开农庄主的美梦，土地流转还让VC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稀有土地资源的垄断。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些特定的动植物在特定小环境中会有特定的附加价值。山茶树、田七、人参等都有这个特点。“你获得了垄断资源，就拥有了高议价能力。”一位PE说道。资源垄断者还可能向下控制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议价能力就可能带来产品的高溢价，这是PE和VC们所看重的。比如深圳创新投在云南投资的花卉和普洱茶，软银赛富在东北投资的有机大米等都有地域资源的特点。

　　“前农庄主时代”并没有完全浇灭VC们的热情。他们在几年前就开始涉足这个行业。目前，他们青睐的是养殖业以及农药、种业这些不是很依赖土地资源的细分农业。比如软银赛富投资的一家农药企业、达晨创投投资的一家鸡养殖企业，高盛投资的双汇。这些企业都有一个特点，拥有产业的议价能力，覆盖了产业链的诸多关键环节，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它们或是通过商业模式或是通过技术赢得了规模和一定程度的垄断。

　　目前，对于农业，投资人还是看得多，投得少。不过农业又是一个巨大的行业，中国的孟山都、中国的嘉吉、中国世界级的现代农业企业很可能在下一个30年中诞生。农业也在考验中国VC的耐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而不是说寻找一个爆发性的机会，然后就像互联网和太阳能产业那样，一夜之间诞生出一家大公司。”

　　区域

　　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成都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渐入快车道。而真正的“还权于民”，使得农民土地与工商资本的有效对接不再成为奢谈

　　解密成都“新土改”

　　文 | 本刊记者  陈建芬

　　4月末，正该是成都平原农田上油菜结籽、小麦抽穗的季节。然而，这样的景象已是过往。

　　道路两边是荫翳的藤蔓，望不到尽头的绿色长廊，偶尔散漫出几朵鲜红的月季。车到双流县彭镇，只有墙壁上“少生快富”的标语，能让人想起这里是农村的现实。司机告之，这一片是产业资本投资建设的集生产、观光为一体的“四川红”葡萄生产基地。

　　双流县昆山农业园区所在地，4年前，还叫“南泥沟”，现在已经建成标准化园区，不过园区内不生产电子产品，而是台商、浙商等投资建设的农业企业和它们的种植基地。农业园区边上，金桥镇新安村七洞桥桥下，小茶馆里，农民们悠闲地喝着一元一杯的花茶，或搓麻将，或摆龙门阵。

　　这番农业产业化图景，如今在成都平原，随处可见。显然，它不全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中国企业家》记者行处，因为地方政府对农民土地确权工作的日渐深入，以及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强力支持，城市工商资本投资的现代农业产业，在成都已成气候。更多的农民们盼望着土地确权，盼望着土地确权之后，能给自己带来更高比较收益的土地流转。

　　关于成都现时进行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坊间有两个传闻，一是因为土地确权测绘需要，成都的皮卷尺都卖完了；一是与全国很多地方失地农民的上访相反，成都双流等地的农民一度举着标语，要求土地流转。

　　“此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产业是关键、致富是目的。”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对于“新土改”的路径，给予了清晰的描绘。

　　还权于农民

　　时近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灾区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如果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安详。

　　鹤鸣村，是成都农村产权改革的“点中点”，最早的破冰区。领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农民已将1100亩土地租给了通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农民每家每年根据流转土地的多少，能收到一千到几千块不等的土地租金。公司又反过来聘请村民干活，一部分农民还能打工挣钱。村民称之为，“种自己的地，赚别人的钱”。

　　4月下旬，当记者到达成都时，鹤鸣村，已经不是成都完成农村产权改革的孤例。全市14个区县已经全面开展农村承包土地实测和确权颁证工作。11个乡(镇)完成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工作，379067户农民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2个乡(镇)完成土地确权方案公示工作。同时还有97个乡(镇)正在开展测绘工作。另外154个乡(镇)，也落实了测绘队伍和测绘经费，准备开始行动。

　　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成都、重庆为城乡统筹综合试验区，指出，“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要找到改革的突破点。”此后半年多时间里，成都全市开始调查研究和讨论“改革的突破点”。2008年春节前后，成都市委更是在市委礼堂连续召开了4次常委扩大会(各县、市、区、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300多人参加)，分组讨论，专题研讨。

　　最终形成共识：必须在土地产权制度上形成新的安排。第一，还权。把本来就应该是农民的权利还给农民，第二，赋能。赋予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形成对农村市场微观基础的再造。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改革30年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业生产方式未有任何变化。尽管农民拥有了一定期限的土地物权，但国家并没有从法律层面形成农民的产权边界，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物权权益不能体现。农村、农业的主体激励机制因此缺失，年复一年简单重复再生产。”成都市农村产权改革专家组成员、成都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家泽深知改革面临的复杂局面。

　　“土地产权改革，就是革政府自己的命。”成都市常务副市长孙平的这句话，已经成为成都大小官员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还权于农民，隐含的主角是政府，“新土改”的阻力正在于此。“区县政府的主要顾虑，第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后，征地拆迁制度将有重大调整，会造成政府政策前后之间有差距。农民的想法很现实，去年(征地)补偿2万元，今年5万元，去年的农民就不干了。第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确权太难，工作量太大。30年来所有沉淀在农村的问题几乎都要解决……”分管农业工作的新津县常务副县长王海军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最初，他对于农村产权改革确实有所顾虑。

　　成都市领导带着专家组成员到下属若干区县调研，离成都主城区很近的一个县的领导提出，“土地‘确权’，前期工作都可以做，但能不能适时颁证？”

　　“你讲的‘适时’是什么概念？是一秒钟，还是一万年？”调研时，陈家泽担心“硬改革”碰上“软钉子”，忍不住质问。

　　城乡结合部的地方政府，最缺少改革的动力，都说没办法确权，或者提出仅确权到组，而不到户。“成都是一个特大型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比较快。土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可以很容易地上马工业项目，满足GDP增长，同时还有财政收入。如果确权到农民手里，按照《物权法》，政府就不能再随意去左右农民手中的土地资源。”陈家泽认为这是成都乃至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的核心矛盾所在。

　　不过，成都市领导决心很大，不惜将手握着的“城乡统筹”改革的尚方宝剑挥向了自己。

　　2008年2月，鹤鸣村农村产权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开始。3月，包括20多个律师在内近200人的农村产权改革工作小组进村。5月12日，汶川大地震。18日，成都市委原定在都江堰召开的农村产权改革评价会议，没有取消，只是改到离都江堰不远的温江召开。所有与土地产权改革相关的部门、人员悉数参加。

　　2008年9月，在都江堰农村产权改革试点基础上，成都又启动了双流、温江、大邑和优先发展重点镇的农村产权改革。

　　2009年3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成都全市推开。“今年我们要基本完成农村产权确认和颁证工作，在此基础上吸收大量社会资本进入农业、进入农村，开创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局面。”李春城在4月的一次内部讲话上要求。

　　成都农村产权改革，大局已定。现在的陈家泽，已经可以自由接受媒体采访。此前，政府规定专家组不能接受媒体采访。成都市委党校的农村产权改革培训教材，都列为了机密文件，编号管理。农村产权改革工作组每周的工作简报，也曾规定不允许通过网络传输。

　　“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前，农村产权改革确实存在一些法律和政策上的空白。同时，新左派学者大力鼓吹土地确权流转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振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成都自下而上的改革非常可能得不到自上而下的认同，有巨大的政治风险。改革需要大智慧，但是更需要大勇气。”陈家泽回望成都已经走过的农村产权改革之路，感叹。

　　卖方的热情

　　成都天府大道南延线的高新孵化园内，耸立着许多城市现代、后现代的建筑。进行了多年企业资产、股份、技术等产权交易的成都联合产权交易所置身其间。

　　2008年10月13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当天晚上，成都市政府把一块写着“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的牌子挂了起来。已经确权的成都农民承包的土地，作为可以流动的市场要素，跟着进入了这个城市工商资本活跃、出没的场所。

　　“项目编号CDNJ-08-0097

　　标的名称 万春镇承包土地

　　所属行业 土地承包经营权

　　标的区位 温江区

　　流转面积 1900亩

　　参考价额 1200斤大米/亩·年

　　流转方式 出租

　　流转期限 19年”

　　4月24日上午9点，成都联合产权交易所一楼交易大厅，上百条类似的成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信息在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来回滚动显示。这些交易信息，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近40家产权交易机构同时发布。还有48家投资、法律、评估、会计等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可以为农村产权交易的买方和卖方提供服务。

　　在成都联合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秦仕魁看来，把农村产权交易所的牌子挂到联合产权交易所，是政府想借联合产权产易所的经验、人才以及市场资源一用，把农村产权交易进行得更市场化一点。

　　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部分农民回乡，农村产权交易卖方的热情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自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成立以来，已收集了800多个、近10万亩有流转意愿的项目，最终经过审查，符合流转条件(土地确权、农民愿意)的土地项目560个，近60000亩。不过，买方市场还不如预想的活跃。截至本刊发稿，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才成交121个项目，6000多亩土地，占储备项目的1/10。

　　在彭镇沿河村五组，村民方卫清指着远处的葡萄地，对记者说，“巴不得自家的地，也能流转出去。”其他村民流转出去的土地，每亩每年可以拿到等价于900斤大米的钱，一年费时费力地种，每亩也赚不到这些钱。这时，村干部路过，低头端详记者的名片，抬头，“你也帮我们介绍点企业家过来搞搞农业嘛。”

　　“现在很多农民不愿意种土地，农民打工，或者自主创业，收入更高。同时，通过规范组织，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企业，在土地上产出比较高……今后这一块市场非常大。”

　　秦仕魁解释“交易还不活跃”的原因，“到农村投资，有这种想法的很多，咨询的很多，但最后还是下不了决心。主要是对这个行业不熟悉，对农业的投资回报不了解。”

　　秦仕魁决定“放水养鱼”。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最初设定的是对转让方——农民免费，对受让方工商资本征收千分之二的中介费。“农业类项目投资能够上千万的很少，上百万的也很少。一个项目收一两千块钱没有多大意义，后来干脆就不收了。对转让方、受让方都不收费，培育这个市场，扩大我们的影响。”

　　同时，秦仕魁已经不满足于农村产权交易场所的角色。“我们这里还相当于一个农业投融资平台。对投资者，可以有包括融资等一些延伸服务，而不光是交易，这样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农村金融，市场比较大，但受政策影响，农村房屋产权不能抵押，农村承包地不能抵押。我们也在积极探索……”

　　对于确权后的土地流转，颇占主流的观点认为，失地农民没有保障，将影响社会稳定。陈家泽倒是不怎么担心。“一切都是市场的事了。农民只要拿到那个本，你就不用操心了，他自己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即使你想去破坏它，那你要付出的成本会很高，风险要很大。”

　　“任何人违背农民意志要求农民流转自己的土地，或者侵犯了农民流转土地的利益，确权拿证后的农民，都可以按照《物权法》进行起诉，农民的权益可以依法得到保护。”同为成都农村产权改革专家组成员的四方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李世亮解释，确权后的农民，完全可以依法保护自己的物权。

　　新土改  新希望

　　新津县郊。新厂房。空气里四处弥散着酱菜的味道。4月，投资5000万元、生产酱腌菜的成都民生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投产。公司大门口外白墙上蓝字醒目地写着：“我公司按季收购时鲜蔬菜”。

　　“蜀人善烹，好美食”。全国80%的酱腌菜都在四川生产，这里有充足的原料供应，还有良好的气候条件。一年前，成都本土企业家李宪进入食品加工行业，他觉得这个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民生的蓝图是3年内实现3万吨蔬菜加工能力，5年内实现加工能力6万吨。以一亩地年产蔬菜4吨计，3年内，民生食品需要8000亩蔬菜生产基地，5年后，需要16000亩蔬菜种植基地。

　　“我们最近新建了500亩基地，主要是企业实验室基地，研发培育蔬菜新品种，试种试生产，然后再大面积推广种植。”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企业家》介绍。不过，未来究竟通过何种渠道得到生产原料，还没有最终确定。

　　“现在，起步阶段，我们还是采取订单模式。将来，可以从小到大的建基地。千家万户种植的产品，质量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企业，要按照企业的标准来生产。自己建基地是最理想的。”记者还没来得及问，民生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德杰就自己说开了—

　　“要搞自己的基地，政府的相关政策一定要了解。我们成都是试验区，现在正在推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过去没有搞的，现在正在搞。一旦农民的土地，从一家一户退(流转)出来后，他们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或我们购买(土地承包)经营权都有可能。或者将来如果有专业的种植公司或者其它经济组织出现，我们直接收购也可以。”

　　如果没有民生食品这样的公司，去经营农民流转集中起来的土地，改革能使农民得到的实惠就会大打折扣。正如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所说的，“产业是关键”。所以，政府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更大力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

　　为了更好地调动社会资金投资现代农业，新津出台了“新津县现代农业发展与投资招商促进办法”。对于流转土地500亩以上的规模化业主，每亩奖励100-300元，连续奖励三年。同时，力推农业担保公司，降低风险。新津常务副县长王海军略有夸张地称之为“什么都可以担保”——农民流转土地，业主垮了怎么办？可以给流转行为做担保；农民不履行与农业龙头企业签订的合同，怎么办？也可以给企业担保……

　　民生食品这样的农业企业，像春天的树叶，正在新津不断生长。得益绿色，投资1亿元，生产方便米饭，出口美国；希望集团投资2亿多建了希望农业博览园，从事农业观光旅游；浙商也承接了流转出的4000亩土地，投资天宝农业，种植杨梅……

　　王海军介绍，新津县农用地23.56万亩。农村产权改革，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已完成近80%。流转的土地达11万亩，接近50%。去年农业产业投资额2亿元，今年将达4亿元。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不久，刘永好兄弟辞去公职，回新津县农村创业。经过30年时间，打造出中国最显赫的农业产业化企业之一—新希望。

　　夜色中离开新津，丘陵上的点点灯火倒映于岷江中。记者问同行的新津农发局官员，这一次“新土改”，新津能不能产生下一个“新希望”？农发局的官员反问记者，如果当年，刘家四兄弟不曾辞去公职，他们的现在将会怎样？

　　与刘氏兄弟当年创业的孤独相比，成都的“新土改”，从秘而不宣，到大张旗鼓，似乎已经到了揭蛊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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