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2

　　“我在美国明白了一个几十万亩的农场为什么只需几个人管理，规模农业的灵魂不是机械化而是专业化、社会化分工。”

　　张炎夏：不做地主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北纬30°41’，上海金山区廊下镇。

　　张炎夏有个梦想，在稻田里挖一眼温泉，泡在温泉中看稻浪滚滚。他喜欢水稻的真实理由没这么浪漫，稻穗是他财富的源泉。

　　马承榕创业的同一年，这位大学教授也开始了土地上的游戏。但马“植物工厂”的模式和“只靠政策就死定了”的思想，于他可能是个巨大的笑话。他摸索如何不改变小农经济的同时实现规模农业，而利用好农业政策，正是全部试验的前提。

　　在财政实力雄厚，土地集中度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农业是个精致的点缀，并不遥远的财政扶持放大了新农业企业的机会。

　　“资本家”

　　“他们是‘地主’，我是‘资本家’。”张炎夏敲着地头的一株榆树，讲述自己与马承榕们的区别。

　　张炎夏也做过“地主”，险些血本无归。

　　廊下人均耕地只有1.28亩，2004年，廊下镇负责土地流转的一位干部忽然找到张炎夏，告诉他有2000多亩退林还耕的土地可以承包。

　　对廊下农民来说，去近在咫尺的上海市打工更为方便，只要价钱合算，对土地流转并不排斥。廊下镇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土地流转平台——金土地绿色农业有限公司。全镇土地都流转到这个公司，然后由该公司流转给张炎夏这样的农业企业家。

　　省去了直接从农民手中拿地的麻烦，廊下吸引了大批农企。张炎夏只包了500亩地，算不上大手笔，但他在这500亩地上种植的作物却着实醒目，就是当地常见的水稻。

　　他要支付每亩地250元的租金，而按照政策，规模在100亩以上的农业基地，可以享受补贴，由中央、市、县三级出资，金山区财政状况良好，张每亩地能拿到350元。

　　尽管没有为土地支付成本，2004年张炎夏还是攥了一把汗。每天瞅着稻苗担惊受怕不说，收获时，他的地离公路有两公里，已经收割的四十几万斤稻谷要一袋一袋运过去才能用车装走，偏逢连雨天，土地泥泞，拖拉机都开不进去，只能依靠人力往外扛。7万包稻谷，就算每人5分钟走一个来回，不吃不睡也要600天人工。稻子不赶紧晾晒就会霉烂，张炎夏急得眼前发花。

　　幸好他在当地驻军有朋友，调来了两个营的士兵，几百人用炮车把稻谷拉到公路上，不要钱，只管饭就行。张炎夏精于计算，那一年他大约收了51万斤稻谷，其中20万斤烂在地里，实际盈利近二十万元。张由此得出结论：地抓在自己手里，等于把农民的风险和土地成本全都揽过来。

　　2005年，他去了美国、日本考察农业，在美国体会到一个几十万亩的农场为什么只需几个人管理：规模农业的灵魂不是机械化而是专业化、社会化分工。他希望将类似的方法调整后引入国内。

　　2006年，他的“基地”一跃为8000亩，但此基地已非彼基地，没有一亩是流转得来。他把大米生产加工过程拆分成种植、收割、仓储、收购、加工、销售和配送六个环节，每个环节找专业的人承担。种植交给各乡的种粮大户，由他提供种植标准，合同一年一签。

　　几次倾向农民的政策变化，反而令他更加坚信土地流转是块烫手山芋。2006年农业税取消，“有农业税的时候，我们要主动找企业，希望企业承包我的地，否则我出去打工，每年还要交税。现在没人包就算了，荒在那里还等于上一年绿肥。”廊下农民赵吉民说。

　　张炎夏指着赵的背影，颇为无奈，“再去找他们，价格会抬得更高。”

　　谁是“尖头把戏”

　　“没有基地，我就不承担任何风险，收成不好，产量低了，这个损失不是我的，是农民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上海，农民损失了，国家不会见死不救，而我损失了，国家一定不会管，只要我避开损失，农民是不会有损失的。”张炎夏毫不隐讳自己与农民的微妙关系。

　　在廊下，张所能雇用到的农民年龄几乎都在60岁以上，他们的经验令张炎夏头痛。

　　承包500亩地时，张炎夏有两个播种方式选择，直播或插秧。直播即将种子直接撒到田里不育秧，插秧是先将稻种密集播在一小块田里，待长到几寸高以后再移栽到大田。直播节约人工，产量还高，而插秧能够缩短稻子在大田里的生长期。

　　上海当地农民习惯插秧，张炎夏不顾所有农民反对，坚持直播。他请专家给自己雇的农民上课，传授如何在直播情况下仍能缩短生长期，专家刚讲了一半，老农就说：我们都懂。搞得对方不好意思多介绍。回到廊下后，老农们用药水浸一下稻种就要直播，险些大大延长生长期。

　　在当地农民眼中，张炎夏仍然不懂种地。“张老师是穿着皮鞋下田的人。”农民冯小娣说。

　　当地水稻亩产能够达到千斤，为了保证口感，张炎夏不需要亩产越高越好，而是控制在亩产500斤左右。亩产超过700斤以上的稻谷他拒绝收购，而且他都是在稻谷成熟前收割，因为此时麦芽糖还未完全转换成淀粉，口感好。他的金山博士米在上海超市可卖到11.5元／斤，而普通大米不足2元/斤。但对农民冯小娣来说，这不过是“尖头把戏”(上海方言，意指善于钻营)。

　　张炎夏觉得农民的“尖头把戏”也不少，农民给自己的地拔草，拔过一次就不再长了，给他的地拔，张炎夏按天算工钱，发现拔完之后草还长，需要再拔，原来草根都留在地里。如果按地块算钱，一天又拔不了多少，他一估摸拔草花的钱远远超过减产的损失，后来索性连草也不拔了。

　　为了便于和农民打交道，他请来农民技术员老陈做帮手。2004年夏天特别热，太阳把稻田里的水晒得发烫，稻子叶片发黄，看起来像缺肥，此时应该排水降温，但周围农民没几个明白这道理，反而拼命施肥，不但无济于事，反因肥料太多以致水稻疯长倒伏，而老陈早已让农机站把张炎夏田里的水抽干了。

　　看见张炎夏的稻子结结实实，农民纷纷找老陈求教。老陈说把水放干就行。农民舍不得，施了那么多肥都在水里，此刻放水等于扔钱。张炎夏责备老陈为什么不早说。老陈贼笑：“谁让他们过去不服我呢？”后来又悄悄地告诉张：“他们早就来找过我了，也要我施肥。我要是按他们的意思施了肥，他们就会在田埂上开个口，肥料就会流到他们那里，所以我装不懂。现在他们施了肥，不放水又不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他们放肥水到咱们的田里了。”张炎夏哭笑不得。

　　“中国农民种了几千年地，但真正会施肥的没几个。”张炎夏感叹。

　　高进高出的空手道

　　“你现在不就是搞‘订单农业’吗，有什么新鲜的。”有专家对张炎夏如今的8000亩基地不以为然。

　　“你完全错了。”他不客气地反击，“‘订单农业’是低进高出，赚的是‘批零差价’，企业要和农民争夺利润，我是高进高出，农民才有合作积极性。”他与农民签订的合约规定，水稻收购价会在国家挂牌价格基础再上浮20%。

　　8000亩稻田虽然不属张所有，但他对稻田的控制力远远超过“订单农业”。他要求农民“必须要听我的”，必须使用他的种子，必须按照他的方法，必须使用他的肥料。

　　他实现了“规避风险”的目标：整个过程不用投一分钱进去。播种时把稻种按30元／斤卖给农民，稻种他从日本水稻研究所购来后自己培育，成本不足10元/斤，但农民从外面买要70元／斤；肥料团购，85元／袋，卖给农民95元／袋，农民自己买需要105元／袋。他也不需要农民先付钱，收割的时候再付，而他对厂家也是赊账。收割的时候，农民请收割机90元／亩，他在网上8000亩地一起招标，差不多能吸引上百个收割队来竞标，成交价通常在40元／亩，与农民按60元／亩结算。到这时，七七八八，他已经赚了70元/亩。此时他委托国家粮库收购，与粮库签订协议，付2分/斤的保管费，自己需要时拉走。农民的钱不能拖，稻谷一收割要马上付清，他用350元/亩的政府补贴，再加上之前从农民身上赚的钱加进去，基本不需要自己再花钱。

　　这几近于“空手道”，但农民并无不满，因为把稻谷卖给张炎夏，自己利润可以从0.1元/斤变为0.3元/斤，翻了两番。这套“空手道”能甩得开，张能以规模争得政府支持是其中关键。

　　“说实话，我们也不完全相信张教授，万一按他的要求种了，到时候他跑了怎么办？但是乡政府是给他做了担保的，就可靠多了。”冯小娣说，签种植协议时，张炎夏直接找各村村委会，然后约定收获后按照5分/斤给村委会交纳管理费，“村委会也缺钱，给他们报酬，能把那些不想和你合作的人也打个包都捣鼓进来。”

　　上海曾是马承榕的畏途，由于气候原因，在福建一年能种十二茬的菜，在上海只能种两茬，他左算右算不愿进入。但最近与上海某区签订了合作意向，原因还是能获得政府支持。

　　张炎夏的模式并非毫无破绽。金廊现代农业公司最初大股东为区政府，但2008年张炎夏与之发生摩擦，目前双方已分家，张成立“海洋农业公司”，这令人担心是否还有一只巨手支撑他。不过，他自称仍有把握获得上海对农业支持的“普惠”，2009年计划签订1万亩土地种稻谷。

　　为塑造品牌，他买了两架农用飞机，建起机场，是华东地区惟一有机场的农资企业。尚未启用的办公楼设计时尚，全玻璃结构，金字塔状，顶层有日式榻榻米，住在里面可以数星星。

　　“你看，这足以唬住所有客户，对吧？”他兴奋地说。不过他从来没在榻榻米上数过星星，一直住在门口的保卫室里，那儿更舒服。

　　案例3

　　“见招拆招的土地模式看上去混乱无章法，却可能更适用于更传统更粗犷的北方农村。”

　　吴章祝：混搭土地模式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张宁

　　北纬39°40’，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吴章祝生于香港，受英国教育，曾在欧洲工作，2006年开始，职业身份是中国大陆“农民”。

　　与马承榕偏重广东、福建不同，他的基地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甘肃、内蒙古、河北。“我打的是有机概念，喜欢去偏远的地方，越是贫穷的农村，资源优势越好。”站在空旷荒原上，吴扶了下被风吹歪的眼镜说。

　　他自己也搞不清有多少亩基地，在北大荒有20万亩大豆与杂粮，在大连有1500多亩水果，在张家口有3万亩枸杞……合作形式不一，怎样才是“自己的地”，需要复杂运算。这种“混乱”还标注在企业架构上，他是华原(大连)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黑龙江还有个公司叫华通，马上要开业的西安公司叫八维。

　　也许这种“混乱”，正是为适应北方土地广袤、种植粗犷、政府强势的风格。

　　长长链条牵来的土地

　　渐向北行，早春颜色迅速褪去，到达蔚县已近黄昏，四野零星的牲畜缓缓向各自的村庄移动，烟尘稀淡散在上空。

　　吴章祝来拜访当地人余海龙，他们在张北地区合作了3万多亩枸杞项目，现在吴希望在蔚县试种100亩西班牙甜椒，如效果不错，明年准备扩大到3000亩。

　　蔚县的支柱产业是煤矿，2008年一次震惊全国的矿难后，民营煤矿被全部取缔。余海龙也是矿主之一，他早早转型，投资农业，五个股东过去也全是矿主。

　　蔚县人均3亩地，一户有10多亩，属于小盆地山区，种不了高档作物，但没有病虫害，更没有大工业，农民很少用化肥，基本不用农药，天然适合发展有机农业。吴章祝看中了这里，但他知道，虽然租地容易，若无余海龙这样熟稔地方关系的人协助，投资无异一场胜算不大的赌博。

　　余海龙请南杨庄乡牛大人庄村的赵生代种这100亩辣椒。赵生是种植大户，包了500亩地种烟叶和蔬菜。“大的土地流转很少，多数承包的都是邻居的地。”他用脚搓着黄土。最初在2004年，他从别人手里转包了220亩地，人家包的时候30元/亩，他以100元/亩包过来，过了几年再包，就成了120元/亩。

　　在北方，土地和农民血脉相连，企业必须小心碰触。利农在南方把可以把承包的土地轻易打掉田埂，连成一片。但在其张家口固原基地，农民就不同意。地方政府出面协调，田埂还是要取消，否则影响机械化种植，地界可以铸水泥墩，然后画好图，标注上每家地的位置。

　　“像南方那样，把地都包出去，自己屁股一拍什么也不管就去打工了，我们这儿不行。”蔚县农业局副局长赵孝说，“农民总觉得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周边劳务市场少，今年把地包出去了，明年没处打工了又想种地怎么办？”

　　从余海龙到赵生，吴章祝虽然层层剥离了土地带来的风险，不过这个长长的链条也不容易把控。他还走“高层路线”，与县政府接触，请其出面协调，替他和农民与合作社谈，帮他找合适的土地。“农民遇到什么问题，可以让政府出面给我施加压力，我的目标不能兑现，也可以通过政府。政府是重要的第三方、公正方、协调方。”

　　雇工之惑

　　9点半，冯亮披着衣服出来，阳光一小步一小步迈过树梢和屋顶，整个上午他都晒着太阳远远看在地头抽烟的赵生。

　　冯亮的午饭和早饭连在一起，一般在中午11点吃，照例要喝点酒，酒是与邻居合着买来的，不用瓶也不用桶，而用小推车，一次够喝半年。要是这场酒喝得舒服，一直到下午4点多，可能晚饭也连上了。

　　如果赵生要雇冯亮干活，能否成功，取决于冯亮的酒有没有喝光。

　　实际上，赵生很少有机会雇到冯亮这样的壮年男子，他雇的多数是妇女，而且一般要算准农闲时用工，比如种西班牙甜椒，不是提前下种，就是错后下种，否则到时候一天要雇150个人，哪里找得到。“年轻一点的，就算闲在家里的，有几个愿意摸锄头？”

　　“北方农民很实在，很多地区过去只知道种玉米和杂粮，现在告诉他们种什么挣钱，他们就种什么。”吴章祝说，但令他头疼的是雇工，他不能像马承榕一样保持生产连续性，如何保证人员接济得上，是个大麻烦。

　　利农北方基地所用农民大部分还是从南方基地调过来。“我们在北方曾想建立相对稳定的队伍，招了30多个人，选了当地人做工头。当时想慢慢适应吧，大家互相有个磨合期，但一直忍了两年都不行。”负责利农北方农场业务的孙连荣说。

　　南方农场的职工只有一个念头：挣钱，玩命挣钱，只要有补贴，巴不得加班。但在本地招的工，给多少钱加班也不干。当地民风豪爽，交朋友喝酒没问题，但要用制度来卡不行，管理一严转身就走。他们愿意做体力活，耕地、装车都是把好手，但偏偏利农有许多精细活。播种时，南方职工猫着腰，500米几下就过去了，一天能挣80多块，北方职工块头大，坐在小板凳上向前蹭，一天能赚30块钱就不错，还累的浑身骨节疼。

　　吴章祝很羡慕山东，“山东已经有很好的北方农业操作模式，企业与农民磨合了很多年，效率高。”

　　但山东泰安亚细亚集团董事长王林也有吴章祝的烦恼。为稳定生产节奏，王林也尝试过吴章祝的方法，找到赵生这样土生土长的“能人”合作，组织生产，他遇到的是另一种麻烦。

　　他和某村商量想搞个合作社，书记自己不愿操心没同意，王林在村里找了个“能人”，书记也支持。搞了两年“能人”带领村民赚了不少钱，农民都听他指挥，这时村支部快换届了，书记影响选举结果，不断打击“能人”，最后气得人家到外面打工了，亚细亚也只能从这个村撤出来。

　　土地模式见招拆招

　　按照吴章祝的时间表，第一年做项目，开发产品，第二年扩展经营规模，筛选淘汰不好品种，第三年进入深加工领域，第四年整合，把几个公司和好的合作伙伴组合到一起成立集团，第五年考虑上市。2009年是第三年。

　　他走过不少弯路。2002年，他在黑龙江试水，“公司+合作伙伴+基地”，租了5000亩地种大豆。吴提供资金、生产资料、机械，租下土地，交给当地人管理，结果地里草比豆多，投资100万元，预计回收130万-150万左右，结果只回收30万。

　　正式创业后，他开始尝试“公司+农户”，这种方式曾在北方广泛使用，但通常并不持久，因为必须保证农民永远是赢家，公司要承担几乎全部风险。他做有机水果，往往第一年很愉快，到第二年，一个月内要调4次价格。“尽管涨价，如果有竞争对手进来，农民也不一定卖给我。”

　　于是他慢慢转向“公司+基地”，直接投资，计划、管理，农民参与，租赁土地，聘用人员。

　　最终他选择了“混搭”。有比较可靠的合作伙伴，生产特殊的产品，还会用“公司+合作伙伴+基地”，例如与余海龙共同合作的枸杞项目。如果种植量大附加值低的作物，需要大量劳动投入，就采用“公司+农户”。对于附加值特别高的产品，他会采用“公司+基地”。在大连庄河，他租了600亩地种蓝莓，已经投资800万，“附加值越高风险越高，不是自己的基地不放心。”

　　吴投资的逻辑并不像他的模式看上去那么混乱，与马承榕所见略同，他也希望通过市场引导基地发展。“我们的优势在于对国际食品企业和市场信息掌握得比较好。”出口将是一个主要方向，他按照海外客户的需求评估市场有多大，有多大增值空间，然后与客户敲定总量，再把这个总量放在中国，看哪个区域有比较好的资源。

　　吴章祝不像马承榕或者张炎夏一样，他没有太多地域顾虑，他不是仅种蔬菜或只种粮食，“许多农企在某个领域很成功，而我以出口为主导，整合资源，可以到各地方寻求合作、投资企业加工或建设基地，把资源变成我们的生产力，变成有价值的商品。”

　　现在，为了适应北方，他需要有个好酒量。

　　“在南方，上午谈合作，下午就飞走了。北方谈完还要喝酒，你喝酒，一顿饭下来都没话说，好不容易谈成，隔天又要重新做工作。我们不能改变他们，但能改变自己，尽量迎合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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