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改革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5日 17:58 《中国金融》

　　历史经验表明，通往新秩序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彻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并非易事，实现改革的长远目标任重道远

　　魏革军

　　伦敦G20峰会在一片欢呼声中落下帷幕。与此前许多无果而终的会议相比，伦敦峰会的成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会议没有出现此前担忧的冷场和喧嚣场面，而融入了更多的声音和利益，体现了多元与包容。在全球共同应对危机的关键时刻，与会各方都不愿节外生枝，而倾向于抱团取暖、向世界发出温暖和积极的信号，以显示和衷共济、共度时艰的良好氛围。

　　曲终人散之后，人们发现，伦敦金融峰会更像一场危机应对的政策协调会。会议所涉及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比如扩大监管范围和对IMF的增资。与此前30人改革小组涉及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的内容相比，峰会增加了一些补充和诉求，但有关系统性体制转变方面的内容几乎没有触及。显然，这样的安排反映出眼下各国首脑最为关注的议题是危机的化解和应对。危机的蔓延，已经使各国国内问题丛生，恢复增长、增加就业成为重中之重，在改革选择上自然会有所侧重。这并不难理解。毕竟，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涉及诸多复杂因素，关系世界经济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关系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也关系到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它决非是单纯的金融经济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当前而言，集中于具有普遍共识的技术层面改革，容易形成共识，也是比较温和、现实的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讲，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无疑是一场伟大与漫长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每个经济体都试图争取更多的空间、筹码和利益，但政治经济相互依存性决定了角逐注定建立在常和博弈基础之上，以帕累托改进的方式进行。

　　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上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逐步形成的，已经运行了60多年。这一体系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目前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支柱。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国际格局的调整，这一体系日益显示出内在的制度缺陷，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过于依赖单一货币已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并使全世界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现存体系无法解决权利与责任的对称与平衡问题，致使主导货币以及由此衍生的金融产品缺乏有效的治理和监管；这一体系使世界经济过于受制于主导货币，当美国经济或美国金融市场出现较大问题时，美元也会相应发生较大波动，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这一体系还容易助长道德风险，导致储备货币发行国各类主体过度透支信用。而这些恰恰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实际上，高度依赖美元的缺陷以及金融过度自由化所引发的矛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愈加突出，并加剧了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单从贸易角度看，就能清楚看到其弊病。1995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规模不断扩大，逆差占GDP之比由当年的1.5%上升到2008年的8%左右，美国不仅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逆差，对许多发达经济体也存在逆差。这意味美国倚重于其货币优势，大肆利用世界资源，逐步形成了世界供养美国的局面。正是借助于美元特殊的地位，美国吸引了大量的金融与资本流入，维系着经济的运转。

　　因此，从长远看，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应当改革以硬化约束，否则，就很难避免危机的重演。在G20伦敦峰会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国际货币改革的长远目标，主张创造一种与主权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这种观点是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超主权货币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这一方案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即未来的国际金融改革要充分体现独立性、多元性、平衡性和约束性，以减少现存制度安排的危害。它强调了制度约束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的重要性，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应凌驾或游离于有效监督之外。但是，超主权货币主张的实现需要长期的努力。

　　历史经验表明，通往新秩序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彻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并非易事，实现改革的长远目标任重道远。当前需要在最薄弱、最急需的环节加强管理和改革。正如国家主席胡锦涛在G20峰会期间所指出的，应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推动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改革，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避免类似危机重演。这些原则反映了我国在国际金融改革问题上的基本哲学思想，反映了我国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换言之，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全面反映和照顾各方关切和诉求，努力体现权利和责任的均衡，充分考虑金融市场的承受能力，并力求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中国一直秉承务实和公正的立场，以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国际金融改革。我们从来不以邻为壑、乘人之危，从来不推卸责任、转嫁矛盾。我们既有未来构想与蓝图，又有切实可行的具体行动。在每次危机面前，我们始终以负责任的大国处理问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我们主张，加强对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的监督，特别是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的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监督，将所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纳入监管范围，防止“监管套利”；开发并使用缓解顺周期性的政策工具，鼓励金融机构提高内部评级能力，调整对外部评级的依赖，适时调整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使用；进一步提高FSAP评估规划的准确性和前瞻性，建立适应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特点的评估体系；支持国际清算制度和破产法律加快统一的进程，公平对待国内外投资者；共同警惕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支持基金组织本着权利与义务对等及加强能力建设的原则，以创新、务实的态度积极探讨通过各种融资方式解决资金不足问题，以反映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变化，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些主张充分体现了包容开放、公正务实风范，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改革，是适应复杂多变国际形势的客观需要。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尽快稳定金融市场，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努力抑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国际金融体制涉及不同层面的改革，包括国际金融市场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国际政策协调与对话机制调整、国际储备制度改革，等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其中最重要、最复杂、最敏感的内容。危机当头，在最容易达成共识取得突破的环节进行改革是现实的选择，也符合各方的利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世界经济全面回暖之前，需要恰当把握改革的次序和时机，紧密围绕恢复国际金融稳定而进行改革。对现行体制进行系统性的彻底改革，只能谋时而动，顺势而为，分步推动。G20峰会中许多改革措施都是围绕危机应对进行的。比如，向IMF和世界银行增资1.1万亿美元，为世界贸易融资2500亿美元，严格管理对冲基金，等等。

　　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改革，是适应当前国际经济格局的必然选择，也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是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计价货币，这种状况在今后很长时期不会有根本改变。在强化约束与监管情况下，正确发挥美元的作用对于有效应对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重建，便利国际流通和结算，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具有重要意义。要看到，当前美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GDP的近30%，占G7经济总量的近50%，远远大于金转四国经济总量，任何一个国家都与其无法比拟。美国经济软实力更是无与伦比。我国虽然拥有高额外汇储备，但并非我国经济实力的完全体现，它的形成有诸多的复杂因素，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足10%。中国金融市场深度和宽度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甚至不及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同时，我国与美国双边贸易差额最大，形成了与美元的长期相互依赖关系，过快去美元化对金融市场会产生不利影响，也不符合我国的利益。因此，短期内，改革须考虑各方利益关切，逐步吸收更多国家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中国作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为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通过开展双边本币互换为许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流动性支持。危机以来，人民银行先后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国家的中央银行，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通过货币互换支持有需要的经济体，维护了国际和区域经济金融的稳定，同时，也有助于提振国际信心，共同应对危机。我国积极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为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提供资金支持。积极推动10+3框架下外汇储备库的建设进程。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边开发机构的危机应对活动。

　　对中国来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我国之所以能够有效克服危机影响并保持金融业稳步发展，就在于我们能够审时度势、未雨绸缪、适时改革。我国先后成功进行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充实金融资本，提高资产质量，为有效抵御风险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金融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动地完善金融调控和监管，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市场的纵深发展，坚定不移地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作者系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辑、《中国金融》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