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瑜：当时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多数人是高高兴兴走的。我们那代人带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像毛主席诗词里说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经历那个年代的艰苦磨炼，这批人回城后成为社会的中坚，有许多人经过自学成为各领域的栋梁、各行业的精英，就是因为有那种观念和志气。那种观念和志气，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那种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的顽强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只有在农村的艰苦环境中才能培养出来，在城市是培养不出来的。

　　中国商界：大批知青同时下乡，对当时农民和农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农民的心态是怎样的？

　　何瑜：当时知青下乡是不平衡的，不是说都去农村，我太太是去的农场，有的是去军垦(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地方层次不同，军垦也许条件更好一些，农场相对要差一些，我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是最艰苦的，生活没有保障。我在农村插队从头到尾共7年，从18岁到25岁，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时光。我最后是融入到农村了，当时做过生产队长、政治队长、专案组组长。现在一些文艺作品反映知青生活的，都与我们有一段距离。当时知青到农村时，农民是不欢迎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土地是有限的，我们去的时候，等于是说要分农民的资源和口粮。

　　我们那个村子不大，在公社里是最小的，去了十七个知青，每年要分农民的口粮。刚去的时候农村非常穷，最穷的时候一个工分是一毛七。感觉印像最深的是秋收后粮食上秤分的时候，农民的那种眼神和心情，包括分给我们知青的东西决不是最好的。我现在非常理解，我们等于是吃农民的饭，他们内心里并不是很欢迎。但这是政府的政策，一个县分多少，一个村分多少，那都是上面批发下去的，你不能不接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农村里经常发生一些知青与农民的冲突和矛盾。

　　中国商界：在那个城乡差别巨大的年代里，从一个大城市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乡村环境里生活肯定非常不适应，也会遇到一些令人终身难忘的事。

　　王春生：我说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按东北的习惯，白雪皑皑的严冬季节是要在暖炕上叼着旱烟袋“猫冬”的。但在“文革”极左思潮还没结束的年代，提出的口号是：“变冬闲为冬忙”。主要的工作就是白天把猪、马、牛、羊冻成冰坨的排泄物用大镐刨开，晚上由拖拉机拽着爬犁运到地里。当时我年仅15岁，居然懵懵懂懂的当上了一连之长。为了以身作则，我带头报名参加了夜间送粪的行列。

　　那是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正好是腊月初八，滴水成冰，室外温度摄式零下48度。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寒夜，我带领女排12人顶着凛冽的寒风前往离驻地一里开外的猪圈铲粪装爬犁。酷寒难捱，我看送粪的爬犁车还没返回，便命令女排的姑娘们到猪产房去取暖等候命令。在那个冬季里为了保证猪崽的存活率，全分场最温暖的地方就是猪产房。虽然骚臭气冲天，但烧得热气腾腾。十几个姑娘在我的一声令下，高兴地蜂拥挤进了那骚臭难忍但温暖无比的“庇护所”。我一人则孤零零地留守在粪堆旁，等待拖拉机的返回。

　　天实在是太冷了，为了保持热量，我拼命挥动大镐雨点般地砸向冰粪坨。此时的东北大地千里冰封，万籁俱寂的旷野中只听到我的敲镐声。敲着敲着，我的第六感官突然感觉到了异常。我警觉地抬起头来，看到远方有一些小亮点。我暗自告诫自己“不会是狼吧”？我猛然想起分场老干部曾经提起过：狼群在冬天没食吃时，会来袭击牲畜。前两天还吃了大队的几只鸡。我定睛仔细观察，只见小亮点越来越多，越来越近，真是狼，还是一群寒冬的饿狼！我的妈呀！我顿时浑身打了一个冷战，头发根都竖了起来。我不加思索地朝猪圈方向喊了起来：“快来人啊”！但是呼喊声音还没落，就早被呼啸的寒风和空旷的大地吞噬得无影无踪。这时我唯一可做就是：自卫！我抱起大铁镐，一个箭步跨上了仅3米高的粪堆顶部。此时，狼群逐渐向粪堆靠拢，二只、四只、六只？?好家伙足足有十几只，每只狼的眼里都泛着绿光，在黑夜中一闪一闪的。它们就这样看着我，我斜抱着镐看着它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不管你们谁先上来，我今天和你们拼了。就在这短暂的僵持过程中，远方的地平线上射来了一道光芒，那是拖拉机从地里送完粪返回的灯光。我的心中顿时升起了一丝希望。随着拖拉机引擎轰鸣声和灯光的由远而近，狼的包围圈也逐渐向远方散去。当师傅下车来时，我早已像一滩稀泥倒在了粪堆上。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令我每每想来还会后怕，如果拖拉机晚回一分钟，我的命也许早在40年前就交代在莽莽荒野中了。但也正是有了这与狼共舞的日子，使我此后40年的抗挫折能力和幸福感比一般人强。因为死亡都曾经经历了，还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呢？

　　中国商界：?40年过去了，那段经历仍然在你们心里萦绕。现在回想起来，你们如何看待那段历史？

　　何瑜：现在的舆论包括回来的知青，回忆都愿意回忆美好的，很少去分析负面的东西，国家的浪费、知青青春年华的浪费，对子孙后代的影响，没有人去谈及。我们公社知青40周年聚会，大家说了几句话，回忆难忘时都说教育了我、锻炼了我，可能很少说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40年的艰苦教育给下一代，告诉他们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

　　王春生：今年3月份是我们下乡40周年，我们这些知青战友将会在上海有一个聚会，来纪念和回忆我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40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许多知青回城后继续不屈不饶地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努力奋斗，但终因各种欠缺而被历史进步的车轮落得很远。其中很少一部份知青回城后取得了成功，确也得益于在农村艰苦环境中的磨炼。

　　中国商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先富人士中悄然兴起，他们为了远离城市的喧嚣和饱受污染的环境，到乡下购地置房，自种有机蔬菜，享受田园生活。这被称为“新上山下乡”，谈谈你们的理解，与原来的上山下乡相比，有何相似和不同之处？

　　何瑜：我理解新上山下乡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应届毕业生下乡，一个是有钱有闲的人到乡下去生活。这个在我身上也体现了，我在11年前就在怀柔水库旁边买了一亩地，北京刚富起来的演艺界人士在那做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了。我选的地方非常好，离怀柔水库也就100米，旁边全是果园，处在怀柔水库的一个半岛的岛尖上。一切似乎很好，但有一个令我非常头痛的问题，就是说，有钱有闲的人到农村去，除非是开发商开发成片的居住项目，那相对没有问题。如果是个人单枪匹马去租地或买地，在那建庄园或别墅，你就会遇到很多麻烦，这与我们当年下乡时遇到的问题相似，那就是农民也不是很欢迎。他有一种心理作用，改革开放了，你城市里人挣钱了，你到农村占地，你有钱你买，他没钱，心理不平衡，所以他就给你找麻烦。当然如果你是带着项目和资金下乡的，农民的态度又另当别论。

　　王春生：“新上山下乡”这个点你们选得很好，但要做出深度也不容易。我认为新、老上山下乡有三个不一样。一个来说，新的下乡跟老的下乡目的不一样。那时候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是城乡一体化，是改造旧农村，建设新农村，下去的人地位提高了。像这次我们去美国回来感受很深，洛杉矶周边那块有八十多个城市，你找不到哪是农村哪是城市，就是我们说的消除城乡差别，人家已经做到了。

　　第二个是下乡的心态不一样，那时是没有选择的，工作没有分配，老66、67、68届全都下乡去，现在我们有选择了。

　　第三个来说是农民态度不一样，农民当年是不欢迎的，中国人多地少，我都没得吃，你来干什么？现在农民大都是欢迎的，年轻农民都进城了，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地都空了，现在提城乡一体化，出现了空档，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到农村去把农副产品附加值提高，使愿意下乡的人的价值得到提升，在那里可以开辟一个广阔天地。

　　何瑜：城乡、工农差别还是很大，新上山下乡是一个好的开端。缩小差别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也许是一代、两代、三代，现在才开始。

　　中国商界：我们为什么要做新上山下乡？正是考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中国农村问题怎么去解决？现在人们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跟过去的那种政治运动完全不同了。这是一种自发的产业发展趋势，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也蕴含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未来最广阔的市场在农村，这里可做的事情很多。现在正处在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进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先走一步，这些国家为什么对气候问题那么关注呢？实际上是其民众的知识文化程度已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可能发展中国家这种观念还不是被普遍接受。中国经济越发展，对生态环保的要求就越强烈，所以已经发展到这一程度，需要政府从政策上进行引导。

　　何瑜：“新上山下乡”是一个新时代的变革开端，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运动初始阶段，推动这一运动的政府、企业家和学者，要把这个问题更全面、更深刻地想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国家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人的观念的改变是非常难的，需要一个长时期的过程，需要政府政策措施的推动。这里有一个重新教育农民的问题。原来让有着新文化、新知识、新观念的年轻人接受观念落后、没有多少知识的农民教育是一种倒退。当时的领袖可能是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出台的政策，今天看来，不完全正确。实际来看，谁接受谁的教育？谁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科学技术、先进文化，那就要接受谁的教育。现在的新运动是教育农民的运动，让其意识到这一点，这需要农民的配合。如果农民的观念不转变，光靠行政命令去做，长久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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