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知青何瑜、王春生伉俪

　　文/赵发中

　　 一 段特殊历史的回顾

　　41年前，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底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声令下之后，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1968年的大迁徙既不是发端，也不是结束。实际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总共涉及到将近1800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大动荡、大迁徙，以及后来的大返城，使得这一代人的经历前所未有地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种悲欢离合的情节，相互之间的命运、前途形成巨大落差。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自我感觉和对现状与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差别，使得这一代人除了曾经有过的一段共同的、难忘的经历，以及回忆起这段经历共有的感慨之外，很少其他的共同点。也许，还可以从他们的人生底色上看出一些岁月沧桑的烙印，比如吃苦耐劳的精神，关注现实、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对平等和公正的敏感，以及对旧体制弊端的深刻认识，这些特征使他们在刚返城时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群体认同意识，并对改革开放天然地支持。

　　上山下乡使知青成为社会人生经验最丰富，从而精神世界也变得丰富的一代人。上山下乡多少弥补了他们所受教育的不足。他们的偏执、狂热是在那些最偏避的山村，在那些最贫穷、最没有文化的农民中，逐渐冷却下来的。他们的人格缺陷，也是在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多少得到一些纠正和改变。并不是说贫下中农比知青更革命、更文明，而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越是偏远的山村，其遭受政治风浪的波及就越少，那里人们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态。这是扭曲时代才特有的扭曲的纠正方法。

　　许多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与热情，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战天斗地：改良品种、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建小水电站，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在农村的艰苦锻炼，也使知青这一代人培养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困难与挫折的意志品质，为祖国和人民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这一代知青在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已成为其人生所特有的宝贵财富。

　　知青到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许多偏僻闭塞的农村第一次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影响。知青们通过当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和搞农业科学实验传播了科学知识，一些农村子弟在知青的帮助下完成了较好的基础教育，并通过进一步的升学，走出了农村，进入了城市。

　　有知青经历的社会精英存在于政界、商界和学术、文化、艺术界等。其中，身任高级官员的人物最为引人注目，因为早年的经历和现在的地位形成强烈对比与反差。这些人从不讳言那一段经历，因为这意味着拥有实际经验、艰苦环境的锻炼、与下层群众的自然亲和力等优秀素质。

　　商界中的成功人士构成目前知青群体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当这些人讲述自己早年磨难和日后成功的关系时，他们的故事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其实，许多人从商是出于偶然和无奈，投身于“文革”政治运动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他们不甘寂寞但上进无门，幸好有了市场经济，使他们得到发挥能量的机会。他们的行为有时会暴露自己的经历，比如除了商业的计算，还有超出功利的豪爽和仗义；他们中有人念念不忘插队的乡亲，慷慨地对仍然贫瘠的土地作不望回报的投资；有人热心于张罗同学会，为昔日的同窗和战友排忧解困。

　　如果说苦难可能转化为精神财富，那么从上山下乡经历中正面获益最多的是文化精英。他们在乡下坚持学习，并把书本知识和生活体验、社会观察结合在一起。由于条件限制，他们基本上不能自学自然科学，他们的观察只能面对社会生活，而不能在实验室进行。当这些人后来获得进入大学或者在社会上展现才华的机会时，发现自己的创作灵感和认识社会的洞察力来自过去痛苦的底层经历。这些人在绘画、作曲、电影导演、诗歌和小说创作，以及新闻和社会人文科学各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是中国文学、艺术、文化、社会科学的主导力量。他们的经历和体验，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度强烈地影响了社会价值氛围的形成。

　 　一场特别对话的展开

　　何瑜是1968年底到山西忻州插队的北京男知青，一直在农村待到1975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山西大学，在山西大学硕士毕业后考到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目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史表组专家。王春生是1969年来到北大荒农场的上海女知青，1974年被提拔为农场副场长、团委书记，后来担任黑河地委某部门的领导。1978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1985年到1994年在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人事部工作。1995年不甘寂寞下海，目前担任一家国际大型猎头公司的总经理。两人在读研期间从相识、相知到相爱，最后结为夫妻。作为本刊社长的同学兼好友，听说本刊将“新上山下乡”作为2009年第4期的封面故事主题，非常高兴，应社长之邀，夫妇俩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一场特别对话由此展开。

　　中国商界：每一个知青都有许多难忘的故事，故事从走向农村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你们还能回忆起下乡前后的情形和感受吗？

　　何瑜：我15岁初中刚毕业就被要求下乡，当时我是不愿去的。但如果我不去，我父母的日子就不会好过。我是孝子，不愿我父母再挨斗，就决定去了。我的户口在1968年底就迁到山西了，因为生病，我是1969年元月去山西忻州的，我到那后在县城住了几天，然后只身走到村里头。当时不认路，只是知道大方向，沿路问，在大雪天里，深一脚、浅一脚走到我插队的那个村，第二天就去干活。

　　王春生：我记得是1969年3月从上海去北大荒。先坐的轮船，还是装货的，风很大，船晃得厉害，许多人吐得一塌糊涂。接着坐火车，5天5夜，火车下来后，坐蹦蹦车，“蹦”到农场。真冷啊，当时发了军大衣，大家包的严严实实。到了连队，进入宿舍，大通铺，平均每人80公分宽，睡觉连翻身都困难。第一次干活是捡豆豉，我记得特清楚，捡完后我坐到陇埂上，我就想，哪个方向是朝南啊，妈呀，我什么时候再见到你啊，多么遥远呀，感觉永远回不了上海，心情很沮丧。再加上我们到的那个农场原来是劳改农场，是管劳改犯的，领导很凶，管我们跟管劳改犯似的。当时正赶上遭灾，没得吃，尽吃高粱茬子、窝窝头，咽都咽不下去，一天三顿汤。当时有个顺口溜：“早上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暖洋洋，晚上喝汤捞月亮”。后来我当了领导，亲眼见到一些知青由于无法在艰苦的环境中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得了精神分裂症、忧郁症。

　　中国商界：几千万知识青年在领袖的一声号召下奔赴农村和偏远地区，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大多数青年的心态如何？他们身上有些怎样的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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