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倡议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激起全球回响，但暂时还绕不开IMF乃至国际经济体系的权力分配问题

　　《财经》记者 张翃 李涛

　　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领导人聚首前十天，中国把“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摆上了桌面。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布了行长周小川的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文章摘要附后)，时间是17时40分。而五分钟前，该文的英文版先行发布，题目更为直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Refor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周小川提出的问题，是经济学家特里芬早在40多年前就指出的：储备货币如果由某一国家发行，该国必然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无论该国是否有意为之，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理想目标”，就是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尽管周小川同意这“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是“长期内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他认为，可以充分考虑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并具体给出了拓宽SDR使用范围的四条建议。

　　亦真亦幻SDR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革命理想’。”对于将SDR发展成国际储备货币的设想，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如此评价。

　　SDR自来到世上，就被寄予充当世界储备货币的厚望。当时世界仍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这种安排已经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的需要。IMF遂于1969年创立了SDR，以期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补充。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4年宣告崩溃，各国开始实行浮动汇率；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信用优良的国家得以承担起了国际放贷人的角色。这种情况下，SDR的作用也就日渐被忽略。今天，SDR仅能作为IMF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账户计价单位，虽然IMF成员国之间可以通过SDR的转移拆借资金，但它远不是可以用于实际支付的货币。

　　瑞银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曾在IMF任职多年的汪涛介绍，SDR开始运转的时候，美元已经具有难以撼动的强势。而各国政府也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规定，接受SDR用于交易，于是人们也就没有任何理由，采取这种人为创造的计价单位作为等价交换物。

　　按李稻葵的说法，即使有了政治上的意愿，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也不是一个国际条约能签出来的”，而必须是投资者和国际贸易各方，都愿意用这种货币进行交易或投资。所以，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开始推行，必然涉及与现有主要货币之间的交换关系。

　　“如果SDR要发展起来，比如说发行SDR计价的债券，那么，现在全世界持有美元的投资者要购买这种债券，就会要求SDR和美元的汇率要稳定。”李稻葵说，“如果波动性很大，投资者为什么要承受这个风险？如果SDR跟美元挂钩很紧，那人们干脆就使用美元了，为什么要SDR呢？”

　　所以，他认为，要使SDR成为国际货币，应该在世界上已经兴起一两个大规模、强有力、能跟美元制衡的国际化货币时，才有可能。因此他强调，不能忽略周小川文中指出的，这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

　　也正因几十年来美元地位一直“无与伦比”，即使在IMF内部，多年来经济学家们也都接受了SDR只是一种计价单位的既成事实，基本没有关于发展SDR的讨论。“当时会觉得这样的设想很荒谬。”汪涛说，“但现在大家纷纷参与讨论，就是因为短短一年之间，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正如欧元的设想在提出之初也被当做“痴人说梦”，汪涛认为，现在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也许随着形势的发展，通过探索实践，可以成真。

　　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经济大国，能够提出一个不是“异想天开”、又不是完全没有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储备货币的建议，“符合中国目前的身份和地位。”

　　或许，通过发出这样一个声音，中国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

　　IMF改革先行

　　SDR若要有所发展，发行者IMF无疑须扮演关键角色。

　　在历史上的金本位下，货币发行以重金属储备为后盾，而当今的货币体系实际上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王君指出，这要求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当局负责任，给人以信心、有政治上的独立性，能够对货币政策进行判断和实施。

　　“这并不是IMF通过自身建设就能做到的。”汪涛说，因为SDR作为一种货币，并不能凭空创造，其发行需要有一定的资产(很可能是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作为后盾，“这就需要成员国对其授权”。

　　王君进一步解释，货币其实是发行当局的一种负债，比如中国央行发行100元人民币，就相当于承认，任何人拿着这100元人民币就能买得到东西。“如果IMF有承担这种负债的权力和能力，那么这是它的成员国集体赋予它的。”

　　而IMF现在是一个由185个成员国组成的加权投票结构。如果IMF将来成为“全球央行”，其决策也将取决于这个治理结构。

　　目前，美国在IMF成员国中享有最大比例的投票权(超过16%)。而IMF的所有重大决策，都必须超过85%的投票权门槛——这意味着，美国具有一票否决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同意推行SDR，他们还是会在关于SDR发行、分配等的所有事务上占支配地位。“又跟美国挂钩，又流于形式了。”李稻葵说。

　　“绕来绕去总是回到投票权的问题。”王君认为。因此，他对SDR设想的第一反应就是，在IMF建立在份额和投票权基础上的实际控制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这个建议是很难取得实质进展的。

　　IMF现有的成员国代表性权重，与该组织60多年前建立之初的原状相差无几，已经远远不能反映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quota，相当于一国加入IMF认缴的资本金)和投票权，远低于占世界经济的权重。

　　挡在IMF改革路上的两块“巨石”，一是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二是一些欧洲国家远高于其占世界经济比重的份额和投票权权重。而IMF的常务执行机构——执行董事会的24名执行董事，来自欧盟的占了8位。

　　因此，3月24日在IMF网站上发布的一份“IMF治理改革”报告提出，把欧盟国家的执董席位缩减到2位至3位，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腾出”地方，这是加快IMF决策和管理层重组过程的关键。

　　这份报告的起草者，是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于去年9月委任成立的“IMF治理改革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九位政府官员或学者，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亦在其中。

　　报告提出了八条核心的改革意见，包括加快份额的修订过程，重组管理层和决策机构，扩大IMF的监督职能，把关键投票权门槛从85%降低到70%－75%，引入更为透明的IMF总裁和副总裁选举机制等——一直以来不成文的惯例是，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而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

　　“改革IMF治理结构的关键，还是份额分配的改革。”中国驻IMF执行董事葛华勇对《财经》记者说，“份额的总量不增加、结构不调整，就不可能解决IMF的代表性问题。”

　　份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既表示一个成员国向IMF认缴资金的数额，又是其投票权计算的基础，也关系到一国可以从IMF获得融资的额度。

　　葛华勇说，这一报告需要先经执行董事会讨论通过，部分决定还需经全体成员国财长或央行行长组成的理事会，以85%以上的得票率通过，才可能产生实际效力。因此，美国的意愿仍然举足轻重。

　　中国循序渐进

　　至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就一直提出要扩大SDR使用范围，使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查阅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IMF年会的资料，可以发现，中国央行行长的发言都会有关于发展SDR的语句。不只中国，印度等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这样呼吁。

　　“新形势提供了新的力量、新的基础。”王君说，“但周小川此次的建议不是对当时的简单翻版。当时只是一般性的呼吁，而今天的战略构想、完整性都不可同日而语。”

　　“国际货币体系内在问题将长期客观存在，目前能做的就是正视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中国人民银行一位熟悉情况的官员对《财经》记者透露，去年11月的华盛顿G20峰会后，20国集团就牵头成立了工作组，其中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工作组。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周小川文中所言，可能正是中国的思路。

　　其文中提出的各点，目前最具体可行的，可能就是履行1997年IMF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让1981年以后加入IMF的成员国也得到SDR。该决议目前已得到131个成员国(占投票权比重的77.68%)政府的批准，只需美国通过，即可生效。十几年来，美国国会一直没有批准该决议。葛华勇说，其原因或许有对美元地位的顾虑。

　　上述人民银行官员称，增发SDR的建议，在20国集团工作组中已是共识。近来美国和英国等高级官员也支持。

　　对此猜测或成佐证的是，美国财长盖特纳3月中旬聘任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泰德特鲁曼(Ted Truman)，协助其国际金融方面的事务。

　　特鲁曼是盖特纳在克林顿政府任财政部副部长时的助手。不久前，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给G20峰会的消息：SDR是你最好的答案”。其主要观点就是，一次性给IMF的185个成员国分发总值相当于2500亿美元的SDR。

　　周小川文章中也称，IMF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有助于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也在一个与G20峰会有关的新闻吹风会上表示，积极支持IMF采取发行债券的方式融资，并认为，“这一方式可使IMF在较短时间内以较快的速度筹集到资金。”

　　这是胡晓炼对于中国会不会对IMF增资问题的回答。在国际社会眼中，持有世界最大外汇储备的中国，对借贷资金可能耗尽的IMF进行注资，是“责无旁贷”。早在去年11月的华盛顿峰会之前，欧洲各国已经开始大力呼吁。特别是日本在华盛顿峰会中做出提供1000亿美元贷款承诺后，各界更希望中国效仿之。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日本的情况毕竟不一样。”葛华勇说，“日本不仅有巨大的外汇储备，而且个人的海外资产也比较多。他们对外援助的规模也比较高。中国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金融危机防范的工作。”中国更希望看到IMF开始发行债券(参见本期文章“一天之内拯救地球？”)。

　　葛华勇说，“通过发行债券，SDR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可以加强。”葛华勇说，“如果将来能进一步促进这种债券在成员国之间转让买卖的话，SDR的功能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正反双方

　　周小川3月23日文中通篇未明指美元，但这一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敏感地接收到了信号。次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即在头版上写道：“中国瞄准美元”。

　　虽然目前所有分析都认为，美元地位在短期内无可撼动，但周小川文章能够掀起的一场关于美元地位的大讨论，其事实本身，已经让美国心生忐忑。

　　“美国现在肯定不愿意看到有别的货币选择。”汪涛说，“如果有选择，大家就不会愿意接受收益率这么低的美国国债了。”而目前，奥巴马政府有着上万亿美元的国债发行计划。

　　3月24日晚，在就职以来第二场黄金时段记者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表达了相当大的自信：美国经济基础优良、政治稳定，世界公众正在恢复对美国形象及其全球能力的信心，因此美元现在格外强劲。“我不相信有必要建全球货币。”他坚称。

　　同日，在美国国会的一次聆讯上，一位议员问美国财长盖特纳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是否会“坚决反对美国从美元转向某种全球货币”？两人都回答“是的”。

　　不过，次日盖特纳不慎“失言”。在纽约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演讲时，盖特纳又被问及对周小川提议的看法，他说，“我们实际上对那个建议相当开放。”美元闻声走弱。会议结束前，主持者又给了盖特纳一个澄清观点的机会，他改口道：“我想美元仍然是世界占主导优势的储备货币，这会长期继续存在下去。”消息传来，美元汇价旋即回稳。

　　目前看来，大部分西方国家对周小川的建议并无多少热情。

　　“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理念。”欧盟贸易总司司长欧沙律文(David O'Sullivan)3月25日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但是从目前来看，估计我们还是得继续依靠既定的世界货币体系，因为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需要依赖在其他领域实现更高程度的一体化。”

　　“如果我们是从一张白纸开始重建世界体系，可能我们会非常认真地考虑周的建议。”英国驻华使馆负责经济及贸易政策的参赞邓肯(Duncan Sparkes)3月26日对《财经》记者称，“我对周的眼光和分析没有任何怀疑。但问题是，这么做是否现实。”

　　但至少有一个国家，是这一建议的积极倡导者。周小川发文一周前的3月16日，俄罗斯总统府网站发布了将在伦敦G20金融峰会上提出的一份提案，其中就包括引入SDR作为一种“超国家储备货币”(sup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与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异曲同工。

　　俄罗斯的一位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中国在3月14日于英国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向其他国家发出了非正式文件，谈论赋予SDR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问题。他说，印度不反对这种讨论，但不准备担纲主导，韩国和南非都支持，而发达国家对此不“感兴趣”。

　　俄罗斯不仅率先将此提议广而告之，且在周小川文章发表之后的3月26日，俄罗斯第一副外长德尼索夫(Andrei Denisov)又提出，召集各国政府代表与学者举行会议，以便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形成一致。

　　俄罗斯的上述倡议，是在联合国大会下设的一个金融改革专家委员会的研讨会上发出的。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主持的该委员会，正召集其来自世界各地的共18名专家委员在纽约会谈。该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发出的推荐意见正与中国相呼应：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储备体系，而当下应该立即扩大SDR的发行。

　　这一建议会于3月25日至27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关于危机的一次“主题互动对话”上加以讨论。参加该“对话”的，包括各国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官员、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

　　本刊记者黄山、王欢、李昕，本刊驻华盛顿特约记者林瑞轩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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