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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馨
“我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议。这里讨论的就是你所关心的问题。”当本报记者就伦敦G20峰会上国际货币体系和IMF改革的可能议程,以及中国在相关讨论中的角色等问题连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时,他这样表示。
正在进行中的这次会议是一个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主导的小组讨论,汇集了各主要经济体的专家和意见领袖。会议讨论结果将直接影响各方在伦敦峰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方案:“过剩货币”
余永定介绍说,此次中方方案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潘英丽教授提出的“过剩货币”概念。
“过剩货币”概念旨在通过对全球经济不平衡进行量化监控,以衡量各主要流通货币的发行量,通过即时应对发行过剩问题,达成在短期内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监管的目的。
“我们把全球贸易逆差和顺差总额除以全球GDP,得到的结果就是全球经济不平衡比例。”潘英丽介绍,“通过指标计算,我们认为3%之内是健康指标,表示全球经济比较平衡;4%是预警指标;而5%则是干预线,当不平衡指标达到5%时,就意味着世界主要流通货币发行过剩,需要各发行国进行协商,或者由IMF等国际机构进行协调,控制货币发行量。”
“当然,这只是贸易层面的衡量。若要衡量资产泡沫的情况,还可加入大宗商品价格,黄金价格和资本市场指数等参考指标。”她补充说道。
“过剩货币”概念作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之一也已被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研究。
G20--中国外储安全的博弈场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问题是美元发行不受全球经济环境约束,这对于持有巨额美元资产的中国十分不利。“过剩货币”概念正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一个短期解决方案。
而随着伦敦G20峰会的日益迫近,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改革的立场上也渐趋明朗。
“外储安全一直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一点。”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主任高海红对本报表示,“中国所有的关于货币体系、金融秩序重建的讨论都将以这点为核心和出发点。”
为此,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刊发了《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一文,呼吁中国多元化外汇储备,并建议提升中国在IMF的特别提款权(SDR),建立一种新的全球货币。这一主张引来了美国政界的一片反对声音。
“它(美国)当然要反对,显然这是它不愿听到的声音。”潘英丽认为:“但这恰是我们的筹码。对于保障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安全,以及G20中可能推进的IMF份额改革,都是我们可以争取的。”
美国和欧盟都正在为伦敦G20峰会争取盟友。前者吁求其他国家注资IMF等机构,而后者则首先关注世界金融秩序的重建。
潘英丽认为,对IMF的资金支持是中国在博弈过程中的一个筹码。
周小川行长表示,中国政府愿意购买IMF债券。“发行债券需要有一定的抵押,因此购买债券比直接注资的保障性更强。”高海红说:“这至少比美国国债的安全性要强。”
美国财长盖特纳26日表示,还没有与周小川行长进行有关问题的直接沟通,很多问题美国都愿意以开放的姿态和中国一起讨论。
“它(美国)应该落实在技术细节上给予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以更明确的保障,而不是说说而已,”高海红认为:“例如用与通胀挂钩的国债等具体的技术操作来保障我们外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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