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国内投资需要注意七大问题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同于30年前的一穷二白，也不同于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济起飞刚刚启动，如今，从总体上说，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则处于加速过程中。在这新的条件下，我们显然不能重复过去30年的投资格局。对于今后的投资增长，需要关注如下七大问题。

　　从单纯促进增长到就业优先

　　理论上说，用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是相对容易的。这是因为，投资本身就是需求的一大类，它的增加会直接导致GDP增长。然而，不同的投资领域、不同的投资项目会有不同的就业效果。如果投资集中于劳动密集的产业内，则无论在投资发生过程中还是在投资形成生产能力之后，增长和就业将同步发展；但若投资集中于资本密集的大项目上，其增加就业的效果就相当有限。我们力主以就业优先来安排经济刺激方案，是因为：人口和就业，始终是关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

　　注意投资的区域结构

　　区域增长不均衡和梯度发展，是中国这种发展中大国的显著特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区的投资增长率已经显示出相当大的差异。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诸如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江苏、福建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其投资增长率已经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多数地区只是个位数增长；而广大的中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地区以及部分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率则全面超出全国平均水平，有的甚至达到年均40%以上的水平。这种投资增长率的差异，突出显示了我国具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大国特征。基于这一特征，我国便存在通过梯度发展和区域转移来弱化外部冲击的巨大腾挪能力。因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启动投资计划时，应认真分析、把握、顺应这种梯度发展的客观趋势，在投资项目的安排和资金的分配上，有目的地给予引导。同时，基于梯度发展的客观形势，我们应大力鼓励各地区之间开展密切合作。

　　调整投资的行业结构

　　行业发展不平衡是发展中大国的又一特征。统计数据显示，在投资发生区域间梯度转移的同时，我国投资在行业间的此涨彼消现象也在发生。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在大国中，投资的区域梯度转移和投资的行业变化，事实上是互为表里的。对我国19个行业投资增长率的统计分析显示：诸如能源、信息、计算机服务、交通运输等9个传统行业的投资增长率已经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而其他与工业化深入发展和后工业化相关的行业则仍处于高速增长过程中。其中，制造业、采矿业、基础设施等行业的投资仍在高速增长，证实了中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之中；而诸如科学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等领域投资的高速增长，则显示了中国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特征，这一转型的基本指向就是民生为本。为此，在安排总的投资计划和制定行业发展改造规划时，必须认真分析并顺应上述行业结构调整的趋势。

　　大力发展股权融资

　　投资是一种有风险的经济活动。为了管理、控制和承载风险，投资项目的发动者(所有者)就必须拿出一定数额的自有资金。这就产生了资金中的股权类资金和债务类资金的结构问题。资金的结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在企业层面，我们便规定有自有资金制度；在银行，有资本充足率的安排；在投资项目上，则有自筹资金占比的规定。这些安排和规定的经济意义就在于：股权类资金作为生产者和投资者的自有资金，不仅承担着为项目筹资的任务，而且有着承载债务的功能，一旦产生风险，它则应发挥冲销损失的功能。

　　然而，由于我国长期保持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中国的股权类资金供应严重不足。就投资而言，项目资本金制度，构成当前大规模展开投资的现实障碍。换言之，在我国的投资领域和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着以股权类资金短缺为基本特征的资金结构失衡的问题。因此，规划中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或者可能因为股权类资金不足而难以落实；或者，如果要突破资金结构的制度规定，便可能酝酿投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片面倚重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这种融通债务性资金的机制来为大规模投资筹集资金，在技术上存在相当大的风险。

　　突破上述资金结构失衡的途径之一，就是增加政府的直接投资。但是，受现行法律法规和预算资金规模限制，依靠财政资金并不能使我国资金结构失衡现象有多大改观。

　　从根本上说，破解我国资金结构失衡的治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因此，建议尽快恢复我国股市的筹资功能，并尽快推出诸如创业板、场外交易市场、产权交易之类的新的筹集股权类资金的渠道，以补足股权类资金不足的缺陷。然而也要看到，建立正规的股权融资机制非一日之功。为了有效应对当前经济下滑压力日渐增大的问题，我们还须通过鼓励各种金融创新，诸如债转股、信托、私人股权基金、投资基金、金融租赁、可转债等的发展，通过鼓励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进入，通过放开诸如保险、社保等拥有长期资金来源的机构的投资领域，通过鼓励企业间横向信用发展等多方面体制调整和金融创新，来综合地应对我国资金结构失衡的痼疾。

　　调整投资资金的来源结构

　　可以预见，在今后几年内，我国将推出一系列大规模的投资项目，而且，这些项目的多数会落实在地方层面。问题在于，从当前我国资金的分布格局来看，中央政府和金融机构是主要的资金供应者。于是，在股权资金和债务性资金结构失衡之外，还有一个地方资金短缺的失衡问题。

　　我们固然可以通过中央财政的资金转移和允许地方发债的方式解决一部分资金短缺问题，但从投资项目的区域分布、地方政府承债能力及资金余缺等多方面因素来看，相当多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广大后发展地区的政府仍然缺乏稳定且有效的资金来源。解决这一问题依然需要鼓励金融创新。鼓励发达地区的政府和企业跨区域投资、鼓励金融机构通过一系列新的金融安排(例如早几年被叫停的“打包贷款”)，或可为解决这些问题走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必须提高投资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

　　需要认清的一个事实是，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很多传统的投资领域已经饱和。这意味着，继续在这些领域从事投资，将为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留下产能过剩的祸根，成为未来不良资产的温床。于是，科学地推动投资方向转移，成为此次投资刺激方案能否成功以及是否会为未来经济发展留下过剩能力和不良资产的关键所在。

　　分析近年来我国投资在各领域间转换调整的进程，可以看到，在未来时期中，大量的投资将进入民生领域和基础设施领域。然而，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下，投入这些领域中的资金是否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尚可存疑。如果我们不能创造让进入这些领域的投资收回成本并有所盈余的商业环境，如果这种商业环境不可持续，我们就不可能指望有大量资金、特别是私人资金进入这些领域。没有大量资金进入，整个投资刺激方案便可能落空。

　　鉴于此，理顺民生领域和社会基础设施领域的商业环境，改革要素、资源、环境的定价水平，改革此类项目的定价机制、收费机制和补偿机制，创造商业可持续的经济环境，便成为保证我国经济刺激计划得以成功的又一关键所在。

　　准入问题

　　应当清醒地看到，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尚有投资价值和投资潜力、且不会造成产能过剩的领域，多数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政府垄断和准入管制。虽然30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进改革开放，但迄今为止，仍有很多领域对于民营资本、国外资本是限制开放甚至基本不开放的。这种状况继续存留，将大大限制资本的有效使用，从而大大弱化经济刺激方案的效力。因此，进一步打破垄断，推行投资的自由化，特别是对国内私人资本放松各类准入管制，借以吸引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是构成经济刺激方案能否有效推行的关键因素。

　　总之，在落实经济刺激方案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强调科学发展观。所有投资项目都应首先考虑是否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千万不能为了眼下的经济增长而给未来的发展留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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