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落实经济刺激方案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强调科学发展观。所有投资项目都应首先考虑是否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千万不能为了眼下的经济增长而给未来的发展留下隐患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李扬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形势不断恶化局面，迅速制止我国经济下滑，从2008年10月开始，中央和有关部门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措施。这些措施广泛涉及国内消费、出口与国内投资等主要国民经济领域，然而，若考虑到政策力度、涉及范围、政策指向并结合中国国情以及当前形势，启动国内投资，是这些措施的关键。

　　重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扩大投资

　　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刺激经济的着力点无非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和净出口三项。为了更深刻理解从扩大投资入手来激活经济的根据，不妨首先回顾消费、投资和出口对近3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其变化(图1)。

　　由图1可见，自1980年以来，国内消费在我国GDP中的占比是在波动中下降的：近30年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消费的下降恰被出口的上升抵消：近30年中，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大约也上升了15个百分点。与一般人的感觉不同，国内投资的占比却相当稳定，近30年来，它只是略有提高而已。这个图表中三条曲线的走势十分重要，它不仅刻画了30年来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清晰地揭示了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遇到的问题并规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显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消费增长很难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尽管我们至少在15年前便已意识到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的问题，且至少在5年前就已将扩大国内消费确定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之一，但实践却告诉我们：我国消费率的提高速度仍然相当缓慢。这是因为，低消费和高储蓄事实上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在储蓄一面，由于人口参与率仍在提高(人口红利依然为正)、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改革仍在齐头并进，短期内我们还看不到储蓄率下降的明显迹象；在另一面，消费又受制于国民收入增长、国民收入分配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短期内在我国均难有大的改变。

　　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净出口也难以依靠。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正在蔓延并已殃及实体经济，贸易保护主义、资本保护主义、汇率保护主义、就业保护主义等，势将成为多数发达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主要倾向，包括鼓吹自由经济最力的美国在内。在这种局面下，我国外需将长期萎缩是意料中的事。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确实也到了需尽快改变对外需过分依赖之发展方式的时候了。

　　如此看来，保持较高的投资率，仍然是重启我国经济增长并保持适当增长速度的重要手段。虽然，基于过去30年的发展轨迹，要较大幅度提高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容易，但这至少是我们通过努力可以有所作为的。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增加投资总量固然重要，转变投资结构更属当务之急。在我们看来，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面对的国内外形势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日趋恶化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如果不能处理好国内投资中的若干结构性问题，当前的投资就很可能在未来加剧产能过剩，成为今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障碍——为解救危机而不顾及结构调整甚至固化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终于由次贷演化成全面经济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殷鉴不远。

　　高储蓄率条件下的高投资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回顾我国过去的宏观调控实践，抑制投资始终是重要内容之一。因此，面对当前经济急剧下滑局面，尽管多数人都同意需要启动投资，但是，对于投资的宏观效果及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仍有不少人持保留态度，更有甚者，有人进一步认为：如今的高投资必将造成未来的高通胀。鉴于此，还是有必要对我国的高投资问题做一些分析。

　　分析的基本框架还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恒等式：总储蓄=总投资。这个公式应当从左向右解释。这是因为，储蓄是由实体经济自主产生的，基本不受政策的干扰，因此，高储蓄率是一个我们必须被动接受，必须以此为前提来考虑一切问题的硬约束。

　　前已述及，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储蓄率便显示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供给面，高储蓄率构成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另外两个长期表现在需求面上的突出问题——居高不下的高投资和规模不断扩大的高顺差——的物质基础。基于高储蓄率之上的宏观经济平衡关系的存在，保证了我国不会出现长期、持续的物价上涨，同时也告诉我们：近年来我国间或出现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现象，其主要原因并不来自总需求方面。这一判断的政策含义就是：我国经济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无论是物价上涨还是物价下跌，都不能主要依靠需求政策予以解决。

　　事实上，正是因为储蓄率较高，我国经济才得以长期保持高投资和高出口；也正是由于高投资和高出口与高储蓄相互适应，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才得以顺利展开，并且在总体物价水平没有较大上涨的条件下，创造了连续多年高增长的奇迹。

　　但是，供应与需求在总量上的平衡，并不能必然保证两者在结构上能够严密对应。换言之，即便总供求是平衡的，甚至是总供应略大于总需求，由于存在自然资源的约束和来自供应面的冲击，我们仍然不能保证局部领域、局部地区、一段时期中不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因而也不能保证在局部领域、局部地区、一段时期中不出现物价上涨。2004～2005年以及2007年以来我国的物价上涨，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以上看法绝不意味着笔者赞同那种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方式，相反，笔者认为，这种发展方式需要改变。但是，如果储蓄率不能有效下降，为了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增长，我们就不得不用高投资和高出口来将之“吸收”掉。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两个相互联系的侧面：第一，当高储蓄(供应面)这种实体经济因素仍然存在时，高投资和高出口(需求面)构成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离开这个意义来讨论高投资和高出口，可能走向谬误；第二，鉴于我国国民经济现正面临转型的新挑战，我们迫切需要改变投资领域、提高投资效率，迫切需要完善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金融机制，迫切需要从全球的新角度来思考并规划中国的储蓄和投资的配置战略。这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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