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把刀与第二把刀有一定的关系，但层面不一样，那就是跨地区和跨国的NGO组织。尤其是跨国NGO组织，目前它们在中国很难成为对企业经营构成严重影响的抗争者，但是在非洲和东南亚这些地方，哪怕是到了太平洋的岛国，那些国家的政府对这种NGO组织都没什么办法。或许那些国家的政府能够把本国的反对派搞定，但却无法摆平这些NGO组织。这些组织会对外来经营者进行监督，如果发现他们认定是不好的行为，就会动用跨地区、跨国家的力量进行抗争和惩罚。

　　根据国际环保组织的统计，进入21世纪后，全球非法砍伐的热带雨林木材中至少有40%运往中国的港口，这可能是通过卫星照片得出的结果。当然，将这些木材运到中国来的船只不一定都是中国的，但后来在中国被加工成高档家具，一部分供中国国内消费，相当一部分则出口到欧美，其中欧洲可能最多，北美少一些，因为北美的木材供应相当丰富。国际环保组织呼吁了多年，发现很难从源头上制止。

　　全球有两个最大的热带雨林砍伐区，一是东南亚，集中在印尼、缅甸和老挝。二是拉美的亚马逊河流域。环保组织发现，这些国家的官员、军队和警察极其腐败。导致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实际上是利益上的均摊，其中不仅有需要木材的企业，也包括当地的贪官污吏。尽管当地老百姓中很多人持反对态度，也有少部分人从中渔利，所以，要从源头上杜绝这种事情十分困难。

　　于是，这些国际组织想出了另一个办法，从木材的需求和消费方打主意。他们在欧洲找了一个环保意识比较浓厚的国家——英国作为试点，希望能在英国通过一个法律。这个法律要求，任何进口木制品如果没有一个证书来证明来源的合法性，一律将被界定为非法砍伐。据我所知，这个证书由某些国际组织操作，而且还有人执法。相关国际组织认为，在英国通过这样的法律前景非常乐观。如果法律能在英国通过，那么欧盟范围内实行的困难也就小得多。

　　如果欧盟通过这个立法，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和国家很可能出现连锁效应。这样，针对来源于热带雨林的木材控制就可以做到滴水不漏。

　　按照中国话说，国际NGO组织喜欢多“管闲事”，而且他们“管闲事”的能力很强，经验丰富。一次不成功，他们会想出各种各样让人穷于应付的招数来对付你。国际NGO组织对第三世界穷困老百姓的动员能力有很强的样板作用，他们不断地启发和教育这些地区的人民，最终一定能找到一条渠道，使第三世界国家的村社组织同自己挂上钩，然后联手行动。

　　这对中国海外企业的影响巨大。比如，中国在非洲采矿，国际NGO就开始盯住那里的童工问题/同工同酬问题、安全生产问题，等等。中国的矿难总数全球第一，随着中国在非洲开矿的力度增加，非洲的矿难也开始增多。如果在安全生产方面不花大的投资，出事情的概率相当大。当然，中国企业在国内开采不会遇到国际NGO的责难，而一旦出了国境，就很难将别人挡在外面。

　　第四把刀就是国外的武装组织。国外武装组织有多种类型，至少可以分为三类：恐怖主义类型，绑匪类型(土匪中的一类)，激进的革命组织。所谓激进的革命组织，通常代表某一个少数族群，或者某一类贫困阶级或阶层，比如农民或山民，为他们寻求“解放”。由于武装组织成分复杂，他们以往主要的攻击目标是在本地经营的西方跨国公司，但这些年来，中国在海外经营的企业成为他们打击的重要目标。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越来越多，这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中国企业投资经营的地方大部分是法治、人权与政府治理非常糟糕的国家，正是这样的环境为武装组织的活动提供了空间。2008年10月，苏丹发生8名中国工人被绑架事件，其中5名被杀。类似的事件在非洲其他国家发生过多起。东南亚也有类似的组织威胁，要对中国企业采取行动。这里有一个深层的原因，不管做事情的真正动机何在，在这些激进组织看来(至少他们口头上如是说)，是因为中国企业侵犯了当地弱势老百姓的利益，或者是中国的商人与当地贪官污吏勾结，鱼肉百姓，或者是欺负了他们的受众群、信仰群。这样一来，中国海外企业很容易成为他们打击的重点目标。此类结果的出现与中国海外企业的经营方式密切相关，因为中国企业很多做法本身就不很正规。中国海外企业在国外经营的模式与国内一脉相承，其中有一部分起到的作用适得其反。

　　有认知框架是进行调整和改进的前提。这四把刀悬在中国海外经营企业的头上，越早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层才能适时做出调整，在做什么项目、什么地方做、怎么做、如何趋利避害的问题上才会有清醒、明智的策略上的设计和落实。

　　要是将中国企业海外经营作为一部很长的章回小说来看的话，这还是第一章，如果连第一章都做不好，那么这个章回小说就很难写下去，读者也看不下去。现在，国际上已经有人将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看做是新殖民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到底有哪些问题可能成为他们的证据。当然，指责中国搞新殖民主义的人大多来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几百年之前可能做过类似的，甚至更糟糕的事情。不过现在，天下形势已变，不能因为人家在几百年前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成为我们可以如何如何的借口。在100年前，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家法，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这在过去是合理的，但一百年后的今天，这种行为已经是法理不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