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扩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大事之一。部分原因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扩张速度与过去相比可谓是突飞猛进，海外观察家甚至将其称为中国海外企业的大跃进。

　　但国内的这方面数据非常不完整，不及时。10年前我曾经做过一个项目，研究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研究发现，中国官方所公布的企业海外投资方面的数据和实际差距太大。10年过去了，这方面统计的准确性并没有多少改变。

　　事实上，我得到的数据还是比较官方的(商务部数据)。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到2007年为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FDI，不含金融资产)仅200亿美元，而且还是多年累计的存量。这个数字和我在海外观察的情况差距实在太大。

　　比如，中国在非洲有多项大手笔投资，诸如东南亚、缅甸、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地，中国对当地的港口、道路和桥梁方面的投资也有不少。我咨询过当地的官员和学者，每一笔投资都是几亿甚至十几亿美元的项目。如果再将中国从印度洋港口(比如缅甸)的跨国输油管道投资计算在内，每一项都能达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这表明，来自国内权威部门的所谓200亿美元的数据非常不完备。有很多地方，尤其是沿海地带，除非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才会上报，而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很多是不上报的。

　　在海外投资“大跃进”背景之下，中国企业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特点。随着近年来沿海地区生产成本的显著提高，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的趋势呈越来越明显的态势。这是推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的第一个动力。

　　除了综合生产成本(这是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外，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第二个因素是，一些从事能源和工业战略性资源的巨型国有企业，希望满足其在海外寻求资源的饥渴需求。

　　第三个动力，这也是我现在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寻求产权转型(OWNNERSHIPTITLE)。这三个动机涵盖了大部分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的现状。

　　我对中国企业到海外扩张持审慎的鼓励态度，当然乐见其成。从在海外做的调研，以及我与中国国内企业界、传媒界和分管相关事务的官员多次开会交谈所获得的信息来看，相当多的中国企业(大型和中小型企业都有)，它们在观念和认识上，对海外经营有严重的认知上的欠缺、差距甚至是误差。这种误差不仅仅是知识性的，还有价值性和技能型的。

　　出现严重的认知上的误差原因在于，这些企业在中国国内经营了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国内的大环境和小环境(大环境是整个国内，小环境是一县一地区等等)，已经成为其根深蒂固的认知框架，这些企业在中国国内或许不一定算得上是顶尖的，但起码也居于中上水平，他们在中国国内运作的经验往往成为其海外经营在认知方面的负资产。

　　我做了个比喻，这就好象有的运动员原来是跳水的，他或许在跳水方面已经进入前三名，忽然有一天想转到游泳。对运动员来说，跳水和游泳都是水上运动，但二者的差别是巨大的。也许你在跳水运动中可以进入前三名，但在游泳运动中可能不一定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中国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大型企业，向海外扩展时，一定要将外国经营的大环境和小环境和国内有所区别，在做出重大投资决策之前，要事先有认知上的准备。构成认知的几个重要要素，这就是：悬在海外中国企业头上的四把刀。如果中国企业在行动前对海外投资环境的认知有所准备和调整，那就未必会成为刀下的牺牲品。

　　第一把刀是，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竞争对手。在中国企业大举投资海外之前，别国企业的国外投资在历史上至少经历了三波，这些企业无论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都比中国大部分企业强。中国一些巨型国有企业，其有形资产规模当然在全世界都是巨大的。但我要特别要强调的是，应该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分开，尤其是无形资产，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能力、经验、人力资本素质、企业品牌、知识产权、技术、专利权和已经在海外的营销网络等，很值得中国企业重视。

　　从全球海外投资发展的历史轨迹看，工业革命以来至少经历了五波投资大潮。第一波是欧美老牌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在外国经营和投资的企业；第二波是白人圈以外唯一到海外投资的非白人国家——日本；第三波是当年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尤其是苏联，因为苏联是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的第一个大国；第四波是亚洲新型工业化经济，以四小龙为主，以及后来的四小虎。目前中国大陆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只能算第五波。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前，苏联的海外经营模式已经失败，如今俄罗斯希望重新在东南亚投资，不过刚开始起步。所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行为面临三波强有力的对手，那就是欧美老牌工业化国家，日本以及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企业。

　　从时间上来看，欧美企业的海外经营投资行为差不多有了两三百年的历史，他们经验丰富，做得非常成功。经过了激烈的市场淘汰，生存下来的企业不一定是最大的，但却是最强的。

　　日本在二战以前，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已经经过了强有力的拓展。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大，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不断对周边地区，特别是东南亚进行了强有力的渗透，还扩展到了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欧洲。日本的投资动因与中国有很大的类似之处，比如资源缺乏。与中国相比，日本更早感受到了资源匮乏对成长的约束和拖累。

　　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在海外的投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也有差不多40年的历史了。严格来说，中国大陆的对外投资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从21世纪的起点开始，才开始有了持续的扩张。

　　对中国来说，前三波对手在无形资产方面的优势不是短时间能够弥补得了的。当然，20世纪末期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下，很多跨国企业很难说是属于哪个国家的，但跨国企业依然是以欧美为主导，其次是日本，第三才是东南亚，数量很少。

　　第二把刀是，海外投资目的地的村社组织和村社网络。我所说的村社组织和网络，既包括家族与家族间、同姓之间，以及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类似于农会的组织，也包括各种宗教组织、慈善组织，它们都是村社组织和网络的构成部分。我们注意到，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和非洲投资的比较多，这两个地方的村社组织和网络延续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绝大多数没有经历过严重的、长时间的断裂。尽管这些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但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在大部分地方都延续了很长时间，有非常强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

　　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陆是很少见的，因为中国大陆的村社组织在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中基本上已经被连根拔除。而且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并不发育，无法替代原来的村社组织。比如在中国，农会、工会、商会都不独立，所谓社会组织也被纳入到政府的行政系统中。

　　现在的问题是，到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认识不到这一点，认为别人很落后，老百姓所受的正规教育程度不高，很容易摆平。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认识误差。

　　我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两年多以前，据一家英文媒体报道，中国某企业跟柬埔寨政府合作搞项目开发，地点选在偏僻的农村。我受云南的委托到柬埔寨了解情况，经过调查发现，该公司在圈地的时候大大超出了协议规定的界限，而且协议规定的开发范围也没有和当地村民很好地沟通，使当地村民怨言颇多。中国公司在开发过程中，砍伐了大量的原始森林，这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是极大的冒犯。这家中国公司不但砍伐树木，还清理了居民的祖坟。这一事件立即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地村民终于忍无可忍，进行了激烈的抗议，他们到中国公司所在地的周边示威游行，还派代表去柬埔寨首都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抗议。

　　当了解到事情的原委之后，我马上就意识到，中国企业在当地经营的方式和心态与在国内落后地区搞开放一模一样：不尊重生态，不尊重本地老百姓的感情，以为只要把政府搞定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搞定官员就搞定一切的认知模式。虽然柬埔寨还比较落后，但其村民组织和网络还是很强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