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借危机兴改革，不断增强我国银行业的综合竞争力

　　对于这次的危机的教训，西方发达国家总结了很多，比如说过分地依赖评级机构、过分地依赖数量型的模型、模型定价机制的不对、流动性管理的欠缺、会计标准的不完善和亲周期性、新巴塞尔协议的亲周期性等。但是，除此之外，我想最根本的应该是5个问题。这5个问题不解决、不重视，对于这次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的教训的汲取是不充分的，还可能会重蹈覆辙。

　　其一，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防火墙被所谓“金融创新”拆除，造成巨大泡沫和风险蔓延，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个轮子”同时失灵，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我们应当看到，这么多年来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经济发展始终是建筑在银行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两个轮子上的。因此，当一个轮子不转的时候，另一个轮子还转。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大量银行倒闭，但美国的经济仍然可以苟延残喘，是因为资本市场还在工作，人们仍然可以从资本市场拿到资金。同样，7年以后，美国的银行经过严格的监管和吸取教训，信用危机已经成为了历史，这个时候出现的1987年黑色星期一和星期五，股灾来了，也没有对银行市场造成太大影响。所以，长期以来，美国就是借助于1929-1933年大危机以后的教训，建立起来的法案，实行分业监管，在资本市场和银行市场之间设立了一个防火墙，来避免风险的快速蔓延。但是自从1999年美国出台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为鼓励金融创新，把这个防火墙拆除以后，于是跨业和跨界的风险传递如火如荼。创新无度、风险不能控制、非银行金融机构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向银行业市场、表外转到了表内等等的问题，这些风险交叉传递，给全球金融体制带来了深刻的隐患，极大地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并埋下了这次危机的祸根。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我们的美国朋友还是欧洲朋友，他们的认识都是不到位的、不深刻的。所以，当我们告别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有什么东西可以更科学、更完善地来替代旧的规则，而不是简单地把这个体系丢掉再换一个新的。

　　其二，西方监管当局过度迷信创新的推动力与市场的自我调节力，对审慎监管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在实践中重视不足。这种意识不但在金融机构当中显现，而且在监管中也显现。我认为，监管崇尚自由金融主义是错误的，应当看到经济在上升的阶段，金融界的不审慎行为，靠自己的内控是不够的，完全应当要靠监管者清醒的头脑和反周期的及时行动，来纠正市场上不完整的做法。因为，市场的失败是经常会产生的。

　　其三，就是杠杆率过高，已经到了过度的使用负债来投机经营的地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我们强调银行从事经营最重要的三条铁律：(1)就是每一个银行、每一个金融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必须自己要有充足的资源。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都必须在一个稳健的存款基础上，来审慎地发展信贷和其他传统业务，同时仅仅有限地利用资本市场的工具，而绝不能完全依靠资本市场的融资来支持银行业务，来借短放长。因为所有在资本市场上的工具的波动非常大，流动性风险很高。这种模式绝不可以作为银行和金融机构审慎经营的基础。(2)所有机构在组织业务运行的时候，最起码一定要记住三件事：一是要有审慎的和比较高超的风险管理技能；二是必须要有充分的审慎的经营理念；三是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彻底的尽职调查。对于金融创新，一定要做尽职调查。(3)任何的金融机构，它的董事会和最高层，必须在整个组织、运行的过程当中，对于风险和内部控制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履行两个职责。因为董事会和管理层有受股东托管的责任，必须要履行审慎的管理职责。而美国和西方的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在履职的过程当中恰恰忽略了这个职责。这些教训，既不是简单的模型、评级机构的问题，也不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会计准则或者流动性管理的问题。那些问题，必须完善，但都只是技术性的问题。我说的这些问题，直到今天监管当局仍然是盲目的和尚未深刻认识的。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和金融就不能真正复苏。

　　其四，忽略了对于金融机构激励机制的监管问题。对此，我们认为是必须监管的。这并非意味着由监管者来直接决定高管层的具体薪酬，而是要通过监管确保每个金融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持续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金融机构的业绩是需要持续的，它的风险和成本核算也是持续的，不是当年能暴露完毕和算完的。举个例子，一位高管某一年业绩突出，机构给他2千多万美元的高薪，结果最后他一味追求业绩使整个机构陷入巨大的风险中。最终机构破产了，但这位高管凭借2千多万美元的收入，还能逍遥余生。因此，支付薪酬不能仅仅根据短期的业绩来考察，业绩考核要考虑风险暴露时间的因素，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同时，薪酬水平的决定不能仅仅从某个盈利部门的短期成本和业绩上考核，要从整个机构的成本和风险来考量，加上这个团队的贡献因素来考虑。对于这个问题，西方监管者至今还认为这只是市场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

　　其五，危机处置的方案带有根本性的缺陷，使我们“信心”和“信任”短时间内难以恢复。(1)救助方案要有宽泛的视野。以美国的救市方案为例。美国的救助方案，几经周折，艰难地通过了参众两院的批准。这个方案，最初是用于救金融的，但后来发现不能启动用于救金融，而应该救经济，因为救经济才能保证就业和防止全面下行。于是准备调整方案用于救经济，但发现不可行，然后出现了花旗银行的问题，于是还是用该方案来救金融。短短的几个月当中，很好的救市方案几经反复。现在同样的情况又出现在汽车产业上，大家又开始争论能不能救汽车产业的问题，造成了新的信任危机。所以，救助的本身决策者一定要有一个宽泛的视野。(2)处置危机要有系统性。这就像建筑工程一样，不能今天讨论梁，明天讨论瓦，后天讨论玻璃窗，那么整个系统是没有用的。(3)处置的手段和措施出台要有顺序安排。措施有了，执行的孰先孰后，摆错了效果是不同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应该要合理安排，否则事倍功半。现在美国和西方在对金融危机的处置过程中，在这三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失误。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的“信心”和“信任”回不到市场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进行以上分析，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们如果不能汲取这些教训，就会拖延这场灾难的结束时间。当前，我们要在认真总结他人的教训的基础上，借危机兴改革，苦练内功，做实工作。

　　第一，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现在对于我们来讲，是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的最好时机。这场危机使中国银行业真正认识到加强机制体制的建设、完善公司的治理的必要性。比如，现在是我们督促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会进一步完善和发挥自身职能，科学设计内部决策和报告程序、完善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管理流程的最好时机。

　　第二，坚持严格的跨业监管、跨境监管。要保持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适当隔离，发挥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作用。鉴于市场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继续坚持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适当隔离，防止风险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相互传递。如果两个市场之间没有适当的防火墙机制，资本市场的崩溃会对银行体系造成严重的后果，危及广大存款人的根本利益。

　　第三，加强对金融创新整个工作的监管。要真正发挥金融创新分散、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要真正合理地使用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服务，就需要在坚持创新、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科学的监管。我们的银行在通过新产品转嫁风险方面的技术水平还有待于探索和提高，同时投资者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认识不足，亦处于学习阶段，监管者有责任、有必要促进银行业人士对投资者进行必要的教育。本次危机表明，由于没有人能全程跟踪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转移，隐藏于高杠杆和复杂结构之中的风险变得更隐蔽，这类产品开始“毒性发作”的时间也无人知晓。因此，作为审慎监管者，我们一方面鼓励银行创新，在新的领域开发新业务，另一方面要树立稳健的创新原则，坚持“成本可算，风险可控，信息充分披露”，要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开展金融创新，即强化良好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IT系统支持。除此以外，我们还应对金融产品的从设计发放、销售与客户管理整个演进过程进行持续地评估与检查，确保银行与客户都适时了解产品的系统性影响和变化情况。

　　第四，坚持传统有效的最基本的监管原则和手段。尽管风险的起因与蔓延总是纷呈变化，但其内在基础却是一成不变的。危机时刻往往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风险管理的基础，即关注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暴露管理、传统的流动性管理、不良资产监控、拨备覆盖率和透明度建设。

　　第五，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加大我们队伍的建设力度。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形成一个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和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机制，下大力气培养好从业人员队伍，贴近市场，有引导地让他们经受锻炼和考验，切实提高银行经营管理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提升中国参与全球化经营和国际监管与合作的力量和力度，推动我们的国际预警系统的建设。同时，不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提供一个银行业外部运作的良好环境。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的银行业既完成了一个阶段的改革，又开始了新的征程。现在危机带给我们很大的机遇，使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能够更好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总结经验，进一步地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来推动中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相信，只要我们抓住了机遇，迎难而上，扎实工作，认真实践我们的科学发展观，经过了这场风雨的中国银行业，一定会拥有更加辉煌的明天。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