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崛起的原因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建民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认为，“义乌人较早地抓住了先机。这就是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义乌而不是其他城市的原因。”

　　“小商品是大家过去都忽视、不屑于做的。但义乌人却把这个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场。最终把义乌变成了一个交易集散地。”何建民认为，正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义乌使自己的小商品交易模式规模化，并形成产业链系统。比如义乌的前店后厂模式。

　　“从他们的交通、外界形象、摊位设置，乃至公检法的服务水平，看似没有资源，但其组织资源、渠道资源本身就是领先的。”何建民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向《小康?财智》记者分析，历史的机缘也值得深思。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由于没有如同浙北、浙东南地区那样的石油化工、制造业、服装纺织业。在当时的产业背景下，义乌只能依靠从事一些劳动密集型、低技术的小商品产业来起步。正是这些生活杂品的摆摊设点，以商养市，让义乌有了今天的地位。

　　陈建军认为，义乌的兴起，其实还应该把其放在一个浙江发展，乃至长三角发展的大背景中。对于这一点，在义乌经商多年的金华温州商会会长、义乌文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永忠深有体会。

　　姜永忠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说，义乌作为浙江中部的一个城市，恰巧连接杭州、温州，处在浙江南北的交汇点上。“背后支撑义乌的是整个浙江发达的制造业和商业氛围。”

　　据了解，目前浙江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制造产业集群有近150个。这些产业给义乌提供了强大的生产保证，而义乌也为这些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国际性的平台。

　　吴元龙称，武汉的汉正街其背后并没有一个整个湖北庞大制造业做支撑。他们自身商贸依靠的都是广东、浙江的制造业。这一系列因素造成了其他传统商贸集散地与义乌发展上的距离。

　　事实上，早在80年代中期，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开始逐渐为人所知，并开始声名远扬。中央电视台、各省级电视台都作过录像播放；《人民日报》、《文汇报》、《浙江日报》等媒体也都先后作过专题报道。

　　据《义乌县志》1985年l至6月份统计：慕名前来参观考察的有106个单位，计3086人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4人，农牧渔业部16人，人民大学6人，中国农科院2人。以省区分，有江西836人，安徽268人，甘肃72人，宁夏14人，福建8人，四川34人，陕西32人，吉林8人，上海市58人。

　　但是，并没有外人在三十年里能“偷取”到义乌人的真经。

　　济南温州商会会长、海那集团总经理夏三忠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认为，“义乌的成功和当地商人、历届地方政府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干一件事是分不开的。”

　　“除了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外，义乌当地人鸡毛换糖的创业精神，以及一届又一届政府对这一市场长期坚持地推动与培育等因素都是义乌成功的原因。”夏三忠说。

　　他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做拉链是温州人最早走在前列的。但最后温州人的热情消退后，义乌人还在接着干。最后，发展到温州那些做拉链的产业都迁到了义乌。

　　夏三忠认为，义乌从单纯商贸发展到工贸产业链，加工与制造相配套，这一模式不是内地一些城市立马就能学到的。这背后还有当地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政策创新，以及几十年坚持不懈支持小商品市场的决心。“毕竟，日用品商贸比起制造业来说，起步阶段，在创造GDP增长上是不能带来太多政绩的。”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重视的更多的是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比如义乌政府在相对便宜的租金基础上对炒摊位的价格控制。如果放开炒的话价格可以高十几倍。”姜永忠说，“政府看重的是老客户的稳定，新客户的进入。”

　　陈建军称，在义乌的发展中，地方政府如何达到与民营企业契合也做的比较好。“当地政府搞基本建设，制定规则，然后放手让民间企业来自行资源配合。没有政府扶持不行；政府扶持完了，没有民间人才也不行。两者缺一不可。”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高汝熹教授告诉《小康?财智》记者，这中间，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长期的商业文化观念和企业家的力量。“义乌是典型的七三二水一分田。人必须往外走，客观上他们的开放意识、商贸传统比较强。郑州这些老牌商贸城市缺少的是企业家资源、共同气质的企业家群体。”

　　浙江省江西商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祈福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真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指出，义乌的成功在于义乌人的永不自满、永不满足。

　　每年，义乌市政府除了搭建义博会等会展平台外，还积极去世界各地招商。各个商家也不断地去参加广交会等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各种国际商贸展会。仅仅在王真麾下的浙江祈福工艺品有限公司，就有几十名营销人员在专门网络营销等全球电子商务业务。

　　在王真看来，义乌人永远没有淡季的概念。参展、研发，再去参展；巩固了老客户，还有新客户可以不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