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认识上有偏差，必然导致政策执行上不作为。

　　8月6日，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重庆辖区的证监系统维稳大会上提出8点要求，其中之一是国有股不得减持，之二是要求增持和回购，之三是推动重组，之四是整体上市，之五是推动发债，之六是发展私募，之七是培育机构，之八是打击非法证券活动。

　　黄奇帆在重庆推行的政策有的已经超过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责范围，比如国有股不得减持；有的跑到了证监会的前头，比如回购和增持。和股改当初，各省市纷纷召集动员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次只有重庆在唱独角戏。

　　目前重申股改是一项政治任务，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历史意义在于股改没有完成，政治任务的使命就依然还在，现实意义在于二次股改的实施，也必须放在讲政治的高度才能推进。

　　第一次股改解决的是大小非全流通的问题，第二次股改要解决的是大小非如何全流通的问题。管理层提出的“二次发售”是一种思路，但这种思路同样需国资委的认可和配合，需要财政部的理解和支持，需要更高的决策层来统筹组织。

　　水皮一直说大小非减持其实是鬼故事，大非国资委不可能减，李荣融在最新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是如此说的，但是毕竟只是口头上的承诺，并没有制度约束不让国有股减，所以鬼故事也是故事，只要有故事在，市场就不踏实，投资者就不敢相信。二次发售是一种制度设计，如果确定在大宗交易市场做，其实就是划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的区间，承认持股成本的差异，切断股权暴利的不公财富分配渠道。这是其一。

　　水皮并不反对小非的解禁和减持，但是一直认为控股股东的流通权必须受到约束，否则不堪设想，控股股东掌握公司情况，自由减持和增持的话，高抛低吸谁能与敌？贝尔斯通银行的股票从140美元掉到10个美元，控股股东为什么不出逃呢？不是不想逃，而是无路可逃，如果按我们管理层的理解，岂不无法无天。也许是歪打正着，二次发售的原则可以解决控股股东的股份交易，还市场一个公平。

　　一次股改的失败还在于管理层没有承担制度转轨成本的思想准备和资金的准备，二次股改必须要有平准基金相配套，这也超出证监会的职责，需要更高决策。

　　股改不讲政治是不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