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财政政策的变动需要为下一步改革留有余地，必须考虑将来财政收入减少、但对民生、社保类支出高峰到来的可能。”

　　在年初政府制定的预算报告中，“巩固、完善和强化各项强农惠农财税政策，大力支持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加大对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推进各项财税改革”，就已经被定为中央财政支出的重点安排领域。

　　专家热议

　　“以中国目前的增长率，还没到用财政扩张来刺激增长这一步，尽管可行性研究是可以提前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对本报记者表示，预计今年经济增长仍在9.8%左右，而如果出现9%以下的增长，则可能才需要财政扩张来刺激需求。

　　渣打银行亦在8月20日发布的报告中称，经济需求依然强劲，现在运用财政刺激为时尚早，而货币政策依然有施展空间。

　　“现在中国经济的内需还比较旺盛，还没有看到投资意愿的明显下降，因此可以考虑货币政策先行，适度放松货币政策来抵御经济下行风险。”渣打银行经济分析师李炜对本报记者分析，目前投资的放缓主要是前期紧缩货币政策带来的，尤其是建筑等行业因为资金紧缺而放缓了投资，如果货币政策适度放松，就可以刺激企业投资一定程度的复苏。

　　李炜认为，前瞻地看，随着美欧等经济体的调整，中国的内需和投资真正放缓可能在明年初。同时，如果近4000亿的财政刺激计划是把超预期的财政盈余回馈转移给社会，投向民生领域，而不是简单回归到市场，那么其影响将是积极的。

　　而李稻葵表示，以税收为核心的财政政策改革才是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尤其对于那些面临市场萎缩、成本上涨巨大压力的出口企业，税收政策改革才能真正帮助他们”。

　　他认为，当前的宏观调控应该“攻守兼备”，守住总需求，而攻在于包括财税改革、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改革等，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既控物价又保增长。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张燕生做出同样的判断。他向记者指出，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税负很重，导致其基本没有研发投入，更谈不上创新和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因此“给企业宽松的税收环境，强化市场竞争，提高经济竞争力，是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所在”。

　　就在8月20日晚些时候，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也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中国政府筹措了一系列刺激政策，“准备在奥运会临近结束时予以执行，而对于小额担保贷款信贷政策的松绑以及纺织业出口退税的上调都是刺激措施的一部分”。

　　雷曼兄弟亚洲经济学家孙明春认为，未来几周/几个月里公布的政策可能包括：进一步放松价格控制；有的放矢地进一步放宽信贷紧缩；公布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进一步降低或者甚至取消银行存款利息税(目前税率5%)；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并提高个税起征点；推出股指期货交易；放缓或冻结IPO和股票发行；降低或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目前税率0.1%)等。

　　孙明春预计，今年GDP增长9.5%，明年进一步降至8%，不过，“如果有更加激进和全面的政策反应，将是GDP增长预期所面临的一个上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