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红秀

　　无论从自身工业化进程还是从全球化分工地位看，我们消费能力的扩张是以生产能力更快扩张为前提的。中国由一个“自己生产供别人消费”的国家，过渡到“让别人生产而自己消费”、并成为“消费大于生产”意义上的“消费型国家”，从发展阶段来判断，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在此之前，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受到的制约是客观的，并不会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

　　在经济运行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之间不协调，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潜在因素。具体地说，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尤其是地方政府推动下的投资拉动，既不利于耕地保护和生态维护，也因在成本—收益比较上不敏感，使得宏观调控中市场化的政策工具作用甚微。而消费需求作为内需中的最终需求长期低迷，使得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出口，如果外部市场动荡，那么国内投资只能形成产能过剩。也就是说，经济中的一大块被“投资”使用了，却没能形成有效供给，经济失衡在所难免。近几年来外需发展很强劲，2008年上半年贸易顺差超过1.8万亿美元，居世界之首。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的扩展，今年上半年我国东南沿海出口企业出现大面积的效益滑坡。

　　一、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加大

　　2007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8%，加快3.1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之差缩小了2.2个百分点。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9.7%，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投资的贡献率则有所下降，为38.8%，同比下降2.5个百分点。7年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贡献首次超过投资贡献。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043亿元，同比增长21.4%，比上年同期加快6个百分点。这无疑将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我国消费品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正如人们近来谈论的，中国在世界上在手机、旅游、宽带等产品或服务消费方面是第一大市场，在黄金饰品、汽车等产品消费方面为第二大市场，在奢侈品消费方面为第三大市场，等等，说明中国人的消费能力确实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相对于早期的“低生产、低消费”和随后一个时期持续的“高生产、低消费”格局，“高生产、高消费”的格局正逐渐出现。也就是说，中国百姓开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交替变化的。1978年、1993年—1996年和2001年—2006年这11年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消费的贡献率，其余18个年份里消费的贡献率高于投资的贡献率。至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幅度更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1990年净出口贡献率曾超过50%，1993年又跌至-38%，1997年又达到44%，1999年至2004年平均在7%左右，2005年以来稳定在20%-24%之间。当然，这种大幅波动与一定时期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状况有关，但它也说明外部市场风险较大，而一个大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不能过于依赖。

　　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分工。分工水平依赖于市场的容量。亚当·斯密的这一洞见，在今天仍有深意。这就是说，只要由最终需求即消费规模所反映的市场规模足够大，分工将不断地深化下去，最终会使技术创新内生出来。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外扩张，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抢夺资源，降低要素投入的代价；二是抢夺市场，扩大市场空间。这些国家现在人口规模都不大，却一直引领工业技术创新的方向，原因就在于此。一句话，一个国家能否从专业化分工中得益，取决于参加分工的人口数，取决于该人口所具有的最终需求水平——两者构成了一国的市场容量。因此我们看到，在计划经济中，人口众多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但在市场经济中，人口规模却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新经济史学派干脆指出，西方国家之所以在近代兴起，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一是具备有效率的制度即市场机制来协调分工；二是人口快速增长扩大市场规模。经济发展史一再表明，只要有市场机制，只要处于工业化加速过程，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使人口密度已经很高了，但仍然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和人口流入。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人们开始反思，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口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需要调整。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外国资本垂涎欲滴的，就是我们巨大的人口规模所蕴含的市场容量。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统一的货币、相对完善的产权制度，如果确保市场机制“管用”的话，自身的消费力量就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二、要素禀赋和国际分工影响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纵向地看，在经济发展史上，一个大国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加快，总是伴随着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扩张，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引起投资规模在一定时期内持续高速扩张。即使进入21世纪，我们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中知识经济和第三产业权重加大，但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仍是建立现代化经济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投资扩张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仍将占有重要地位。

　　横向地看，一国经济能否实现由自身消费为主要动力，还受制于这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受制于这个国家在国际分工环节中所处的地位。人们常拿发达经济体作参照，其消费几乎占GDP的70%-80%，而我国平均比发达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但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决定于一个国家所处的地位。这地位可不是说变就能变的。它背后蕴含的，是国家之间资源禀赋、资本、技术、制度等综合竞争力量的比较。我们现在的局面是“Made in China”满天飞，很多发达国家的消费品由我们生产，正所谓“世界工厂”。这是由目前我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这种要素禀赋还决定了我们在国际分工中分享收益的地位。关于在世界消费品生产中中国的“贡献”与“收益”关系，几年前有人以中国向美国出口“芭比娃娃”为例说明：“芭比娃娃”是中国制造并出口的玩具，在美国海关的进口价为2美元，而到美国市场上零售价为9.99美元，即有近8美元作为“智力附加值”跟我们没关系。在其余2美元中，1美元开支于运输和管理费，65美分支付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中国人得到的加工费只有35美分。也就是说，在这一国际分工链条中，我们分享的收益只占3.5%。但即使是这3.5%的收益分享比例，也为中国带来了数以千亿计的外来投资，更为中国带来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只要我们能够长期参与国际分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们的消费能力迟早会得到提高。

　　总之，无论从自身工业化进程还是从全球化分工地位看，我们消费能力的扩张是以生产能力更快扩张为前提的。中国由一个“自己生产供别人消费”的国家，过渡到“让别人生产而自己消费”、并成为“消费大于生产”意义上的“消费型国家”，从发展阶段来判断，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在此之前，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受到的制约是客观的，并不会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