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卢锋：中国没有粮食安全问题(4)

　　1995年至今，中国耕地减少了一亿余亩，但粮食产量并未减少。原因何在？工业革命后，农业生产效率突破了原有极限，持续提高，这使得人类终于可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而1978年后各种限制性制度的解除，使得中国农业可以自主选择适用的技术，这个过程，本在上世纪初就已开始——化肥在西方推广使用没多久，中国就已开始引进。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使中国人30年未遇饥荒，而这一过程仍在持续。

　　我想强调的是，现代科技和制度使我们得以彻底摆脱粮食绝对匮乏威胁和困扰，不等于说一般意义上粮食问题不复存在，更不是说可以不重视粮食经济政策和工作。现代开放经济环境下我们面临新一代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继续有效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并应对目前粮食和食品生产的制约因素，如何应对中短期价格波动对低收入人群可能带来负面影响，需要确保越来越长食物生产供应链每个环节品质得到保证，都是需要认真解决的现代意义上粮食和食品安全问题。

　　南方周末：这次国际粮荒的恐慌中，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去年12月宣布暂停粮食出口，而国内媒体也对一些地方的粮食库存产生怀疑，是不是情况仍有令人担忧之处？

　　卢锋：一些国家纷纷宣布限制粮食出口。一方面不让出口，一方面增加进口，国际大米市场本身很薄，短时期内因为政策因素大幅增加需求和减少供给，价格不涨才怪呢！米价这么快上升，它是跟大家短期的贸易行为是有关系的。这类政策有利于各自短期利益解决，但是不利于包括各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经济学博弈论阐述的“囚犯困境”含义。

　　国际粮价如此上涨，中国国内的粮价仍相对较低，虽然减低了CPI的上涨压力，但许多地方却出现了农民卖粮难的问题。这样的现象并不令人欣慰。如何看待这一轮物价上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结构性物价上涨问题，原因包括供给冲击、成本推动等，半年一年后会逐步消失；一种认为是总量性问题，如货币扩张、总需求增长，因而难以指望某一部门的供求关系改善将CPI涨幅拉下来。我个人倾向认为，结构性因素确实有影响，然而从政策角度看，更应重视总量性因素作用。人为按住粮价或特定商品劳务价格，不是一个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

　　至于库存数，有关部门一直不系统公布。总理温家宝在4月初曾公开表示，我国粮食库存充裕，约有1.5亿-2亿吨，按照5亿吨的消费总量，这样的库存比例高达30%-40%，是国际粮农组织建议比例17%-18%的2倍。 我相信这个数字是可靠的。一些媒体看到的粮库空库，可能主要是地方储备，在整体库存中比例有限。

　　并不是库存越多就越好。没有一个国家完全通过库存来保证粮食供求的绝对平衡，因为这样的成本太高，无法支付。关于中国是否长期需要如此高比例的库存量，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南方周末：这次国际粮食价格上涨，中国目前并未受到太大冲击，但在中短期，国内粮食价格还会上涨吗？

　　卢锋：如果放松出口限制，国内粮食价格受到国际高价刺激应会上升。从国内供求关系角度考虑，同样存在不确定性因而难以准确预测。从历史角度看，过去30年我国实际粮价趋势走低。目前三种谷物平均价格已经显著高于长期趋势水平，说明这一轮相对价格调整已经大部完成。问题是阶段性峰值要达到什么水平？如果假定新一轮粮价上涨峰值能够达到上一轮1995年峰值，那末从时间序列数据看三种谷物价格还有近20%-25%上涨空间。当然，没有把握假定粮食实际价格一定会再次达到1995年峰值，因为1995/96年之后粮食供求经历了新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相对供大于求，说明那是一个超高的价位。另一方面实际粮价也有可能甚至显著超过1995/96年，如果这一局面发生，一定是还有什么极为重要变数没有进入我们观察视野和分析模型。对于未来预测，我们只能抱有客观和学习心态，通过持续观察来认识经济演变规律。但是依据现在情况看，我宁愿预测未来实际粮价上涨空间大概只有两成左右。

　　目前讨论粮价未来走势还需要关注的是，无论从学理还是和已有经验看，农产品价格上涨确会推动通货膨胀，另外宏观失衡通货膨胀也可能刺激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甚至超调。对这一点在我国农业政策史上有过教训。忽视通胀环境可能反转刺激提升粮价作用，是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粮食政策偏颇并导致几千亿元巨额财务窟窿的认识根源之一。因而如果宏观总量性紧缩政策执行不到位，通货膨胀持续加重并显著改变农民对未来价格预期，农民存粮调节行为改变有可能导致短期粮食供求极大变化并推高市场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