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历程(2)

　　防爆器材厂门前的花圈

　　剑不用，永远不能知其利。

　　1985年7月，根据对全市企业的考察，工作组确定了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沈阳市农机三厂、沈阳市五金铸造厂三家企业成为试点。

　　“因为是第一次，谁也不敢预见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所以选了三家规模较小、亏损情况比较严重的集体企业试点。”22年后，韩耀先直言。

　　“1985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在政府三楼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3家企业发布破产倒闭限期整改通告。

　　一年的限期整改时间，无疑是这三家企业最为痛苦的阶段，时任沈阳市五金铸造厂厂长周桂英后来回忆说，那一年多里，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儿，工人们连劳保用品都不要了，就想省下每一分钱搞生产……”

　　一年后，五金铸造厂和农机三厂成功揭掉帽子。

　　1986年8月4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宣告破产的第二天，韩耀先陪同一位新华社的记者到防爆厂采访，他看到，已经上了封条的厂门口，一边，挂了一个小小的花圈。工人们三五成群的围在厂门口，有的在哭，哭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将来可怎么活；有的在骂，骂谁这么缺德整黄了厂子这样的人生孩子也是痴呆。

　　一对花圈，送走的是一个有着鲜明计划经济时期特色的防爆器械厂，却也同时给予了中国当时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一个可以生死的拐点。当年的12月31日，全国开始试行《破产法》，其蓝本和基础，就是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案。而破产的意义就在于，破产机制带来的竞争效应，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发展动力，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因此得到发挥。破产引进了市场机制，甩掉了多年的包袱，使企业真正步入了市场化的轨道。

　　送葬队长与再创业厂长

　　1986年8月3日以后，石永阶在家猫了整整半年。当时的外电报道，“石一病不起”，但是后来石永阶却说，他其实没病，或者说，没病得那么严重。“我实在没是脸见人啊！”22年前，尽管已经不再是厂长，但听说厂子破了产，石永阶还是自责的认为，自己对厂子也有责任。家就在厂子旁边，工人都这一个院住着，一出门，就看着一张张沮丧的脸，指着石永阶骂他无能，骂他是败家厂长，把厂子整黄了。

　　石永阶不甘心被别人称自己是“无能厂长”，从亲戚家里借了1400元钱，一个老钳工从家里给他凑了100元钱，带着这1500块钱，他跑到旧货市场买了一台旧车床，带领全家人再次干起了防爆。

　　为了把事业干大，他专门召集儿子儿媳开了个家庭会议，要求一家人不吃肉，改吃豆腐，以节约日常生活开销，在吃豆腐的过程中，他又琢磨着开起了豆腐坊。

　　“我就是想赌一口气，我就是想向别人证明，自己不是无能，厂子的倒闭和老石头儿的无能没有关系。”石永阶的“二次创业”很成功，他现在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再创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更让石永阶高兴的是，当年厂子破产后曾经指着自己鼻子骂的工人，下岗后自谋职业，做起了生意，后来，经常开着高级轿车来他那儿买豆腐。

　　随后十几年的工作里，经韩耀先“送走”的企业超过百家。每一次“送走”一家企业，他改革的念头就会更坚定一点。10年后，当沈阳市一家中型企业宣布破产时，台上台下不再是一片哭声，而是阵阵掌声。弹指一挥间，谁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凤凰涅磐，死而后生。

　　韩耀先当年制定《关于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的书稿原件，在别人看来是种荣誉。但在他看来，不过是历史洪流里的一个必然之举。“没有我，也会是别人，这是改革的脚步，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进步。”他说。

　　【记者手记】

　　此前有人将韩耀先比作一尊罗汉，说他面目狰狞、心地慈悲。见了面才发现，这就是一个干干净净、和蔼可亲的老人。

　　然而那份凌厉的风范，还是在他一讲起企业破产的话题时，就尽显无余。“没有死，哪有生？”他的声调陡然提高。

　　22年了，他老了。多少还是有点不服老，“老石头(指石永阶)都80了，比我还老呢！”他和那些被他给过黄牌、搞破产的企业领导，由“仇人”，成了朋友，没事打个电话还常联系联系。22年，当年再怎么惊心动魄，也终究成了过眼云烟。

　　现在，韩耀先的案头放着新的《企业破产法》草案，他抽空总要看看，想想问题，“时代变了，企业破产决不是我们当时做的那么简单，涉及的问题太多了！”他依然为之忧虑，只不过眼神已经不济，需要老花镜的帮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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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辽沈晚报记者 王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