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畅谈中国金融改革(2)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当前的货币政策怎么看？

　　唐双宁：“货币政策”一词有多种解释，一般习惯于解释为“一国货币当局为指导货币运动而制定的目标、手段，数量等政策法规的总和”。由此推导出的货币政策目标，一般包括币值稳定以及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等。长期以来，央行对货币政策的调控主要是解决货币政策总量问题。从根本上说，总量合理结构不一定合理，只有结构合理，总量才能真正合理。甚至可以认为，如果结构合理，总量越多越好。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结构问题远比总量问题严重得多，调控难度也大得多，应当首先或重点考虑结构问题。在已经实行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只调控总量，不调控结构，或者结构调控力度不够，货币只能涌向房地产等高收益行业，只能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势必造成肥的更肥，瘦的更瘦。

　　如果把货币政策的理解单纯地或主要地限定在总量上，还将造成旧体制的回归，即平均主义的货币分配。所以，应该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待货币政策的结构问题。中国本轮通货膨胀起源于以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上涨，其对CPI上涨的影响达到80%以上。其实这并非只有中国，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前全球农产品价格创出历史新高，引发全球CPI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国的CPI与M2的走势已发生背离的同时，信贷紧缩带来的流动性危机和经济放缓也影响着欧美国家。这种全球通货膨胀与货币短缺并存的局面也表明，本轮通货膨胀并非单纯的货币总量问题，而恰恰是结构问题，本质上是对长期以来资本边际报酬率过高、劳动和土地的边际报酬率过低的一种纠偏。这种结构问题最终会以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农民收入提升来重新实现均衡，而不会简单地因货币紧缩而终止。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当前货币政策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唐双宁：解决货币政策结构问题，关键是实行更加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通过窗口指导、比例限制、贴息政策，再贷款政策，差别利率政策等，实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金融机构的货币差别供给，满足产业政策对货币的不同需求。在完整认识货币政策总量、结构的同时，还要考虑货币政策质量问题。金融风险在不同的经营环境下可以相互转化。经济形势好时，不良资产可以转化为优质资产，经济形势不好时，优质资产也会转化为不良资产。保持一定的货币总量，致力于调整货币结构，也是保证货币政策质量的基本条件。如果单纯而又过急的改变总量，将使本可以改变形态的不良贷款不再改变，甚至向更糟的方向改变。

　　“矛盾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金融家尤其要树立“逆向思维意识”，学会看趋势，而不是静止地看时点；学会看明天，而不是简单地看今天。货币政策从制订到实施再到产生效应是有一个过程的，因此我们在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打一定的提前量，要考虑货币政策在明天甚至后天可能产生的影响。2007年，央行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六次加息，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在就应考虑防止“调控过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