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之变(2)

　　1993年，从国家体改委任上调任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中回忆：“从改革计划经济模式的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从改革的动力——国家体改委的工作岗位，一下子成了改革的对象——国家计委的工作岗位。我感到有点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味道。”

　　上任没有多久的陈锦华就四处奔走推行调控政令，为有效调控，1994年国家物价局并入国家发改委。而从2004年以来，国家发改委通过政令的方式控制土地供应，项目审批，强化环保标准的执行和调控房地产。到2007年底和今年春，国家发改委更是再次对一些物价实行了临时干预政策。

　　“有的部门对应急事件发生的第一反应是习惯的计划手段。”张经说，不过他也坦承，对于把住宏观、放开微观，还拿不出尺度来。

　　“在过去的一系列改革中，它的宏观调控角色越是被强调和突出，它就越要依赖众多的微观手段，来实现这些宏观目的。”上述发改委专家说。该专家认为2003年的机构改革，把短期调控、中长期调控、体制改革、总量控制等目标一致、彼此关联的宏观调控职能都归并到了一个部门，“这一方面可以使三者配套，但也因经济波动而陷入具体的干预中，减弱了宏观调控能力。”

　　“管钱”的部委

　　现在的国家发改委主要是国务院的综合协调部门，交通运输部、环保部、卫生部等很多部委都能在发改委找到和它对应的处和司。此外，发改委与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同为宏观调控部门，但主要还是发改委在负责财政、信贷、物资的综合平衡。“发改委确定项目投资或政府采购后，由财政部配套资金划拨，银行予以贷款支持。”张经说。

　　因发改委掌握着全国大型基建和投资的审批权及资金调配权，前述曾任职计委的专家向本报这么描述道：“早上8点，在发改委大门口就有很多人在等着，目标是来争取国家的支持。”

　　记者掌握的一份资料显示，2004年，某省一位副省长曾专门向该省下辖地方政府介绍“跑部进京”的经验：“跑与跑的水平不一样，东部省区跑项目成功率比较高的原因，在于前期工作做得非常好，问不倒，提什么问题都能答出来，疑虑全部打消了，只要符合国家政策，有什么理由不批？西部地区普遍的问题是前期工作差，去一次两三个问题答不上来，跑回去再整，到北京再答不上再回去，反反复复，实际上钱没有少花，时间也浪费了。”

　　“对于各地政府来说，加大前期工作投入，这是花小钱换大钱的买卖，舍不得小钱，得不到（地方发展急需的）大钱。”上述专家说。

　　为发挥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在投资管理方面的作用，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于某些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但商务部研究员马宇称，原本由地方政府批的项目到发改委备案后，发改委实际还是变相审批。

　　“长子”难为

　　对于发改委的历史身份，一位已退休的发改委司长感慨，多年以来，在政府序列中，它是政府组织经济管理和经济发展工作这个“大家庭”中的“长子”。“长子”权力很大，但责任更重。要协助家长组织、协调全家，安排好全家的生产生活、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有时还要忍辱负重，把各方面的失误背起来。

　　在发改委系统中，原国家计委主任宋平、陈锦华、曾培炎常教导并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发改委（计委）的干部要从政府而不是从部门的角度去考虑和处理问题。”

　　“计委工作的特殊性决定，必须站在政府的角度上考虑和处理问题，但又不能站在家长的位置发号施令，这就是计委工作的难处。”上述发改委专家说。

　　面对“瘦身”，“现在大家已形成了委里进一步减少微观管理职能的预期，但大家心理没有底的是要减少到多少。”一位在发改委工作的人士对本报说。

　　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12日在海南代表团小组审议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时提出，希望在制定各部门“三定”方案时，将改革方案里原则的话转变为具体的规定，“比如说国家发改委要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怎么减，减什么，最好有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