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设部”的远眺者

　　“新建设部”的远眺者

　  本报记者 胡佳恒

　　从1978到2008，改革历史进入一个时间节点，民生保障被愈加频密的提及，更多的人开始共享改革成果，新老建设部的职能更替恰这一微妙历史画面的缩影　　

　　登高遥望

　　人民大会堂将再次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肇始起点。3月11日下午于此提交给本届人大审议的“大部制”方案中，宣布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建设部不再保留。

　　1952年成立的建筑工程部是建设部前身，最初隶属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第一个五年计划而生——其时，长安街上出现了由这个部门主持建设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

　　这是一个烙下时代印记的部门。首任部长陈正人当时将作战部队改编为建设队伍，领导组建了基建工程兵。在大会堂楼顶、西华门城台，以及北京饭店的16层屋顶，周恩来总理抱病考察过这些工程的进展。

　　工程浩大，其时各方面皆紧缺，周总理表示一定要注意解决人民居住问题：“今年北京建住宅的计划少了，应增20万平方米，8个月搞起来，不搞科技馆、美术馆，也要盖住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1957年)，中国建成住宅9454万平方米，“二五”期间再建成1.1亿平方米。这一时期的新建民居，除平房外，大多数是4层左右的小楼，借鉴前苏联住宅模式。

　　48年后的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访问时带领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登上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大厦32层，远眺新加坡普惠性廉价房区，考察新加坡提供公共住屋的经验和政策。“老百姓总告诉我，不要忘记房价”，“如果提起人民生活，我最为关注的是住房问题。”温总理在新加坡一再强调。事实上，这并不是温总理第一次考察新加坡组屋。

　　从新中国初创至改革开放三十年，人均居住面积由3.6平米拓展为20平米。但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3400个城镇新建住宅的建筑面积仅4.93亿平方米。到70年代末，全国城镇住宅面积约40亿平方米中解放后新建的也不超过20%。绝大部分城市居民住处还是解放前所建，迫于人口与住房矛盾，出现了大杂院。

　　商品房随后伴随着邓小平南巡走上历史舞台，但难题依然接踵而至。面对“患寡”与“患不均”的现实考题，共和国两位总理不约而同地选择登高望远去寻求答案。此番机构改革，也是新中国59年来首次将“住房”一词升格为部级，并且这一变化来得恰逢其时。

　　问计

　　在3月11日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指出，“住房问题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统筹城乡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为深入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设住房保障体系，完善廉租住房制度，着力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统筹，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新建设部”的第一条职责即被定义为，“拟定住房和城乡建设政策”。相似的表述在目前建设部的主要职责内容上排在第六的位置，“指导全国住宅建设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