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万亿财政收入的惠民路径(2)

　　针对前首富张茵建议对富人减税的提案，夏业良也表示支持。“现在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是45%，美国不过35%，”夏业良指出，“中国人的财富积累有过历史性的中断，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3年以后才开始重新积累，现在的新兴富豪大多是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与合法渠道获得财富的，大家不能把对腐败特权和违法致富人群的憎恶，转嫁到这些合法致富者的身上。”

　　他认为如果对富人实行合理的税收，一来能减少他们逃税、转移资产的行为，二来对广大的中产阶层也是一种激励和示范。而一个社会富人多了，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体，形成以此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件好事，能更好地催生公民社会，对政府形成有效监督。

　　但减税方案显然没有惠及低收入群体。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当前中国收入差距仍然过大，以提高个税起征点为例，无论农民还是城市低收入居民都享受不到这项政策的好处，过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更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也有诸多缺陷，”他说，“特别是农村公共服务不足，城市中有许多居民没有被社保体系所覆盖，‘因病致贫’之类的情况还相当普遍。财政收入多了，应该首先考虑弱势群体，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民富国强：长效的财政体制才是治本之策

　　王小鲁表示，近几年政府明显加大了民生领域的投入，但很多投入还是“一事一议”，缺乏长效机制做保障。财政收入增长后，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这笔钱如何花，同时还需要在体制和机制上保障政府职能从“投资、建设、审批、收费”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转变。

　　他认为，这就要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相应的财权，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需要重新调整，保证各级政府拥有正常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合理财力。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承耀表示，事实上，无论是全民发“红包”，还是减税、补足社会保障体系，政府都大有可为，都可以进行多方面探索，但一切的核心是，政府的执政思路必须及时改变。

　　“说白了就是究竟该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财政政策究竟是少数人手里的权力游戏，还是惠民的社会稳压器？”张说，“对这些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也许才是对财政收入跨越5万亿元门槛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