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美伦：我以为自己很了解中国 其实不然(2)

　　史美伦：我不这样看，在香港我也有很多事做不到。本来我做两年便退出，但中央领导两度挽留我，结果我多做了一年零八个月。

　　记者：中央领导一直希望引入国际金融人才，本来你的任命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但你却做不长久，这会否给予国际人才一个负面讯息？你对有心为国家做事的人才有甚么建议？

　　史美伦：如果有心为国家做事，三年、两年、即使是一年，都是好事，我认为两地需要更多不同层次的交流。我到北京之前，以为自己很了解中国，因为我93年已开始做H股红筹上市工作，到了中国证监会之后，才知道自己了解的只是皮毛，所以大家要多些了解中国。我发现内地朋友对香港市场认识，多于香港人认识内地市场，我们应该多些交流。

　　我希望日后会多些双向交流，不单是港人到内地，也可以更多引入内地人才来香港。

　　在我之后没有港人可以做副部级官员，我也不知道原因，可能是我做得不好。我想待遇是一个很切实的问题，很多香港人可以短时期不要工资或者收取很低的工资，但这样不能长期维持。

　　记者：其实你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角色，为甚么要参选人大？你们如何分工？

　　史美伦：36名港区人大不会做同样的事，日后会有分工，我个人较关注财经及金融事务，希望日后熟习了工作规则后，可以有一些提案。现时大家在讨论港区人大应否设立代表处，但有人就担心这个出现两个权力中心，但我认为不会，人大不是全能的，只能反映意见，所以谈不上权力。

　　我有两地监管机构的实际工作经验，在沟通上有一些优势，参与人大是好事，我以前在公营机构服务很久，在人大机制内，可以借用我以前的经验。我不选人大也可以有其他方法服务社会，但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渠道，为何不试？

　　记者：你身兼行政会议成员，会否扮演沟通两地的角色。

　　史美伦：港区人大代表当然可以发挥沟通两地的作用，但我要强调中央与特区的沟通工作，特首已有很好的渠道，人大只会扮演补充的角色。

　　记者：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建议一次过拨款180亿元予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用作资助研究，据说是你一力促成的。

　　史美伦：我在去年4月接任教资会主席后，其中一个重点关注的议题是研究经费，首先我们觉得经费不够(政府每年拨款5、6亿元)，相对GDP的比例很低，第二是评估科研项目的机制需要改善。

　　我致信当时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也跟特首曾荫权及现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谈过，希望政府一笔过拨款予教资会，再以投资收益用于研究项目，这种方法在美国也十分流行。我当时的建议是政府拨款100亿元，但维持每年的资助，结果政府的建议是一笔过拨出180亿元，在一、两年后停止每年拨款。

　　这也是一个很理想的建议，我们期望基金每年可以得到约5%的投资回报，即每年会有9亿元，较现时一年5、6亿元的拨款为多，不过投资不一定稳赚，我们希望基金条款上有弹性，如果某一年投资失利，也可以利用某一比例本金，以免影响对研究项目的资助。

　　这个安排最重要的是可以消除政府的财政负担，让教资会自给自足。这180亿元，是政府盈余的15.5%，是相当重大的资源，但正如财政司司长所言，这是投资未来的重要一步。

　　记者：这笔资金会由教资会自设投资公司，还是交由外面的基金公司管理？

　　史美伦：我们会在教资会下将设立投资委员会，在市场遴选合资格的专业基金管理公司，我们也不排除交由政府或公营的基金管埋。

　　记者：这个经验可以让内地借鉴吗？

　　史美伦：我看不到为何不可？我们还注意到政府资助的研究基金，现时不能用作跨境投资，这样不能与时俱进，现时内地与香港的融合愈来愈多，特别是珠三角，我们会研究是否可以消除这项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