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求解中国水危机(2)

　　1994年，中国政府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正式成为“国家战略”之一。在这样的历史经度上，1998年只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偶然事件，起了加速的作用。1998年之后的连续四年，可持续发展均为重要议题，而且不断强化——“进一步实施”（1999年）、“坚持”（2000年）、“放在更突出的位置”（2001年）。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阐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科学发展观”开始成为全社会共识。2004年，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缓解我国资源环境压力”被置于经济结构调整之上，统筹全局。2006年，“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政府工作的核心议题。

　　水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是什么？最基本的答案是，充分尊重和认识自然规律，改革现有的水资源和环境管理体系，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为指导，来应对和解决中国水危机。

　　原来，中国的水利界普遍认为，中国水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有限的水资源时空分布极其不均。从时间上看，降水高度集中于夏秋，而年际变化也很明显，特别是在北方地区，历史上多次出现连续枯水年。从空间上看，南方耕地少，矿产资源匮乏，却拥有全国水资源总量的81％；北方耕地多，是中国的能源和重化工业基地，但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

　　根据这一判断，多年来，中国在全国主要江河上大规模建设水库和引水渠道，希望用水利工程来平衡水资源分配。全国建设了多达86000座水坝，其中包括22000座大型水坝，意在通过人工调节，解决水资源在时间上的分布不均。随着三分之二的主要城市陷入缺水困境，全国修建了以引滦入津、引黄济青、引黄入晋为代表的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试图实现水资源的人工调度，解决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

　　“我认为，（这样的治水方式）一方面忽略了水资源分配不均背后的人为因素，没能消除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这一根源；另一方面，工程水利又刺激我们的经济社会在扩张型的发展道路上愈走愈远，加剧了对水资源的低效和不合理利用。”马军认为，水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此考量。

　　黄河和长江的例子证明，洪水和缺水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生态退化。洪水与缺水既对立又统一，而二者矛盾的调和依赖于良好的植被。中国面临世界最大大洋，背靠世界最大大陆，季风气候显著，降水月季和年季分配极其不均衡。在植被覆盖良好的情况下，降水得以涵养，进而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得到缓慢的释放，这样就平衡了自然的不平衡。土壤同样具有涵养水分的作用，被称为黄色水库。中国山地丘陵面积广阔，一旦失去植被保护，极易造成土壤大量随水流失，不但进一步降低了涵养能力，而且使得植被无立足生长之本，造成难以逆转的生态破坏，进而使环境长期陷于洪水和缺水的恶性循环中。当我们破坏了与涵养水源密切相关的森林、草原、湖泊、湿地，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情况就变得更加严重。

　　要改变这种情况，推动水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去恢复这些天然调节器，而不是一味指望通过工程方式去征服江河，改造江河。1998年洪水之后，中国改变以往一味依赖水利工程的防洪策略，实施了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生态措施。这些都堪称治本之策。

　　我们也应该反思几十年来一味强调增加供水的策略，转而从水的需求管理上寻找出路。中国节约用水是有潜力的。由于长期轻视节水，造成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一立方米的水平均产粮一公斤，而发达国家一般为两公斤。中国工业万元产值取水量为91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五至十倍。发达国家炼一吨钢用水三到五吨，中国要七十吨以上；国外炼油厂每吨油耗水0．5吨，而中国平均为2．43吨。很多城市缺水严重，但市政生活用水浪费现象比比皆是。浪费巨大，恰恰说明节水潜力巨大。

　　水污染的问题更是直接由人类不适当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为此，水危机的解决，需要建立一个产权明晰、价格合理的水权水价机制。我们必须利用市场手段，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有限的资源在产业间更加公平、合理的流动。加强流域观念，实现水环境和水生态在流域内的统一、协调的管理和水资源的统一调度也是必要的。

　　在水污染防治中引入公众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利益关系，在治理污水和发展经济产生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总是要力保发展，环保局又岂敢不大开方便之门？结果排污费总是定到企业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样企业省了治污投入，环保局也有了稳定的进项，只是牺牲了环境，苦了百姓一方。让公众参与监督，让公众通过媒体发出声音，引入公益诉讼机制，让公众真正获得起诉污染企业甚至起诉执法不力的环保部门的权利，是改变目前肆意排污局面的有效途径。

　　公众参与的要义是在于信息沟通，平等对话，寻求妥协，探索最优方案。参与的过程中社会压力会得到释放，妥协的结果是避免留下严重隐患，最优方案减少了全社会的发展成本，这样恰恰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改变目前自上而下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代之以建立在公开、透明、民主参与的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让水资源的管理权真正体现依赖它生存的公众的利益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