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过热要转换为防止超调？(2)

　　财政部副部长李勇此前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流动性偏多的局面很难短期内根本扭转，而次贷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投放了不确定性“炸弹”，中国成为新的资本流入地。投机热钱流入国内，这在上半年可能仍将持续；但在下半年，宏观调控措施的效果可能会逐渐展现。他坦承，“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是中国一大挑战。”

　　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有可能偏快，CPI处于较高水平，居民储蓄存款利率短期为负值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利率对经济紧缩性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期，加息过快有可能出现‘超调’，不利于未来经济的平稳运行，2008年中国虽仍有加息可能，但幅度不大。”

　　自2007年初以来，央行已连续六次提高存贷款利率。

　　《财经》研究员陆磊认为，抑制流动性过剩，将依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空间仍然较大。有经济学家预测，今年央行将把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至少上调到16.5%。

　　财政政策是否跟进

　　应对美国经济放缓乃至衰退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提出建议：有条件的经济体——如财政收支状况良好的新兴经济体，应考虑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学者也早有“紧货币，宽财政”建言。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即认为，中国必要时可实施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以内需增长来对冲出口放缓。中金公司哈继铭认为，面对“外忧内灾”，中国应以积极财政政策为预案，因为政府有较大的财政扩张空间。

　　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上月在一个研讨会上曾表示，在下一阶段，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积极主动作用。比如，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的支出，完善企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等。“这些政策均有可能在适当的时机成为现实。另外，如何搭配行政手段和市场方式，执行更加灵活的财政政策同样需要慎重考虑。”

　　李勇认为，目前宏观经济正处于关键的调整期。由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空间减少，这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和稳固性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告诉《财经》，央行对流动性的调控，通常通过央行票据、法定准备金率、利率三个手段。目前央票已经发行得太多了；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效果有限，由于央行对法定准备金支付利息，相当于给商业银行补贴，对其约束贷款没有切肤之痛；至于利率手段，他认为，央行在利率政策方面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传导机制尚未理顺，“与西方国家市场化的利率传导机制相比，央行的利率传导机制仍然是半官方的管制性质。”

　　“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空间已经很小了，解决中国当前问题已经不能这么严重依赖货币政策了，财政政策应发挥重大作用。”李扬认为。

　　在财政部内部亦有一种声音认为，财政政策“该出手时就应果断出手，但应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而不是小幅微调。”

　　不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急于调整政策还为时过早”。美国次贷危机到底能走多远，对中国有多大的冲击，现在还没完全看清楚。

　　他亦对政府的既定政策表示支持。“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和在几天之内快速发展的金融危机不一样，对由此带来的经济放缓应沉着应对。”汤敏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还是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风险。“如果等待经济数据明朗再做政策决定，可能会失去防止通货膨胀或经济衰退的最好机会，”汇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持另一种看法，“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必须做好政策预案。面对通胀和衰退两种截然相反的经济风险，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当有一定分工。”

　　屈宏斌建议，一方面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利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等工具收紧银根，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胀加剧；同时采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在社保、医疗等方面加大财政支出，防止出现经济衰退。

　　汤敏说，美国经济衰退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要做好各种准备，而不是现在就行动。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设计中，要留有余地和灵活性，以防紧急情况。

　　“需要居安思危。”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说。他表示长期要未雨绸缪，考虑较高速度转向较低速度拐点来临时的应对预案；中期要着力在应对和消除高投资、高顺差、高流动性压力负面效应上推进综合性对策；在短期，应当保持主要宏观政策工具“相机抉择”、微调为主的合理操作，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调控总量(“需求管理”)的同时，应更多着力调整优化结构(“供给管理”)。尚无必要启动那种应对全面过热的比较急切的措施。

　　对于中国来说，次贷危机的影响，并非仅仅是外需下滑、股市随外围市场大跌及几家大银行的巨额资产损失拨备。“面对更趋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调控目标，需要在具体政策中寻求创新，要有短期政策的灵活把握；从长远看，完善的金融市场竞争体系能够平衡社会总供求，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能通过事后修正避免经济波动的危害。”一位专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