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相龙：排难而进

　　李乐

　　非常故事

　　应对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启动“天津复兴”，64岁的戴相龙已经习惯了对“难题”作答。这一次，他将面对的是一道更加严峻的考题——全国社保基金。此时，这笔中国人的“养老钱”已经带着近3000亿元的“空账”运行多年。

　　在此之前，5年天津执政的履历，已然让人信服这位前央行行长“解决麻烦”的能力。在天津政界，戴相龙“从无豪言壮语，只谈解决问题”的行事风格已然为人称道，而与戴氏多有接触的人士甚至认为，如是作风甚至比浓厚的金融背景更有利于解决全国社保基金运行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不争名分

　　“戴市长多次跟我们强调，不要提金融中心。”天津市政府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回忆。戴相龙强调最多时，是2005年，彼时，渤海银行刚刚获批成立，联想到解放前天津金融重镇的地位，以及戴氏的金融背景，外界认为，金融中心已然是天津的必然定位。

　　“金融中心的名分，对天津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整合哪些金融资源为天津发展服务，这才是解决实际问题。”在一次天津金融全系统的工作会议上，戴相龙如是告诫他的下属们。

　　戴相龙的如是思路，在渤海银行总部的选址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此间，在他的直接指示下，渤海银行总部选址方案多次“易稿”，对于外界而言，这是渤海银行风光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渤海银行的一位高管告诉记者，渤海银行总部选址总计上报了三个方案，一是解放路，二是滨海新区，三是友谊路。“当时我们自己最倾向于第一套方案，也就是解放路，当时打报告上去，相关部门也都比较支持，但最后到戴市长那里，就给‘打’回来了。”他说。

　　在天津，解放路是一条被西洋建筑填满的街道——这里在解放前，是汇丰、花旗等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总部所在地，是为当时中国的重要金融中心。在人们的心目中，这里仍是天津曾经作为金融中心的见证。

　　前述办公厅人士告诉记者，这正是戴相龙“否决”这一方案的主要原因所在。“这和戴市长当时提出的‘不争金融中心名分’的精神不符，解放路的象征意义太强，他的意思是，能把渤海银行批下来就已经达到目的了，非要把总部放在解放路没有实质意义。”他告诉记者。

　　其后，选址滨海新区的方案也因“渤海银行不单是服务滨海新区的银行”而被否决，最终选址友谊路，按照戴氏的规划，这里将成为未来天津的新“金融街”。显然，在戴相龙看来，什么“名分”都远没有实际解决问题来得重要。

　　解决问题

　　对“名分”的淡薄，绝不意味着戴相龙在实际“争取”工作上的放松，因为面对天津这样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众多”而“静待复兴”的城市，稍微的放松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记者了解到，虽然对滨海新区以及金融振兴工作，戴相龙在任期之内倾注了巨大心血，但他始终最为挂念的，实际上始终是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戴相龙曾表示，国企改制问题，首先关乎众多职工的利益，更关键的是这也决定天津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的关键环节。

　　“当时在戴相龙的思路当中，天津争取产权交易中心也就是OTC三板市场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他希望通过这个中心，盘活已经沉淀下来许久的国有资产。”南开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玉禄对记者说。

　　尽管相对北京等城市对“产权交易中心”的渴望，戴相龙和他当时治下的天津表现得颇为低调，但在“实际动作”方面，戴相龙几乎是“动作最多的市长”，尽管直到他卸任之时，OTC中心之争尚未有明确结果。

　　天津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05 年，国资委主任李融荣曾到天津就“北方产权交易中心”问题，到天津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视察，并分别与戴相龙、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金融的崔津渡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就一个议题花费如此时间视察，已然突破惯例。

　　然而，记者掌握的情况表明，按照原定计划，李荣融在天津视察的时间只有两小时。“戴相龙动用了自己在北京任职时的很多人脉关系，把两小时的视察时间延长到了一天半，他认为只有这个时间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天津关于产权交易中心的相关实际情况，这样也有利于天津争取这个中心的工作。”一位全程参与此项工作的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

　　此后，戴相龙虽不声张，但却在此项工作上颇为留心，除去成立以崔津渡为组长的OTC研究小组这样的动作之外，其他路径也在潜行。据了解，此间，国资委的某下属研究机构，希望创办一份刊物，专门对国有资产的产权交易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但由于刊号问题始终未能如愿。

　　戴相龙得知此消息后，旋即表示，天津市对此项工作将支持到底。此后，他亲自指示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尽力解决此事，两个月后，这份杂志即在天津取得正式刊号，得以出版。随后，以这份杂志为平台，天津市召开了多次有中央部委高官参与的半公开论坛，戴相龙几乎是逢会必到，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央部委的决策者们推介天津，一切无可不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