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目睹之雇现状

　　30年目睹之雇现状 国家、企业及个人竞争力变迁路线图

　　采访·撰文=许凤婷

　　二月六日，除夕。凌晨四点，天还没亮，小海跟着父亲爬了起来，赶去肉店打年货。父亲一个月84元工资，这个钱并不算少，可买不到东西。所幸前几天托关系，到农村走后门，买到了半公斤花生米，总算添了一道平时少有的菜。这一天，也是小海五岁的生日。以上发生在1978年。

　　仍然是二月六日除夕，已经成为一家企业中层主管的陈海，从外地飞回老家过节。新实行的除夕放假制度，使他今年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变得有史以来地从容。年薪40万元的陈海在家乡最有格调的一家海鲜酒楼预订了年夜饭，席间他收到若干条庆祝35岁生日的短信，他也不忘给重要的领导、客户以及下属一一短信祝福。以上发生在2008年。

　　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世界与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于大部分个人来说，积累财富的主要途径，还是要通过个人的奋斗，无论是作为雇员还是雇主。这也是为什么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如果把2008年放到30年或者更长远的历史长河中去考虑，这部千呼万唤始出来却又在诞生后引发巨大争议的法律，其象征意义或许远远大于其在实际操作中的指导意义。

　　格局失衡

　　从无资到劳资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总是伴随着旧有势力(或者说惯例)的质疑甚至抨击。新旧交替必然需要一个过程，而在此过程中，各方原已达成相对稳定平衡的力量，将在交锋中失衡，自我调整，直至重新找到平衡点。

　　在新劳动法中，有许多向劳动者倾斜的规定，例如，专家们认为，2008年《劳动合同法》比1995年颁布实施的上一个版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新法将会使企业和个人都面临新的困境。一方面，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另一方面，雇员的积极性也必然受到影响。

　　“包产到户”、“打破铁饭碗”、“万元户”

　　这些当年看起来让人心惊胆战的词汇已经逐渐被历史尘封，现在我们有必要把它们翻出来，审视一下，这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楚现在所处的位置。

　　现年80岁的我国经济学家夏振坤是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者、实践者、推动者。他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三波大发展：农村生产队的“大包干”，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及个体经济的兴起。这三波经济大发展如同三次波澜壮阔的井喷行情，拉起中国经济大盘。

　　严格地说，在过去的30年中，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并不存在大范围的“劳资关系”。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由于经济体制中占主体地位的仍然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雇佣关系中只有“劳动者”，而并不存在“资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使企业摆脱了桎梏，而“解放生产力”的做法，则使得个人的才干和能量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在过去的30年中，除了个别特殊的年份，中国的GDP增长率保持在7%以上。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在1978年只有343元，而到了2005年，该数字已经突破了1万元。

　　严格地说，在过去的30年中，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并不存在大范围的“劳资关系”。

　　“现在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中国是很酷的地方”，在一次采访中，国外某著名手机生产厂商的高管如此告诉记者。廉价的劳动力、巨大的市场，吸引着众多跨国企业不断向中国投资，把这里变成了“世界工厂”。

　　然而国外对中国更多的认识是“价廉物美日用品的来源”。2007年，在美国有一本书长期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该书讲述美国一个家庭在一年时间里坚持不用中国货，因而遭遇的种种困难。然而，2007年也是中国制造饱受质疑的一年。……

　　蜂拥而至的资金流、不断提速的发展步伐以及种种滞后的因素在浓缩的30年中激烈碰撞，敏感的企业和个人都能感受到，过去的30年，仅仅是个开始。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只是一波更大浪潮的潮头。

　　如果说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来字于经济实力，那么经济活动中的主体——企业能否在这场变革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将决定着国家经济命脉的走向。

　　“由于巨大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全球的极大流动性，任何技术创新所能带来的模仿壁垒和垄断利润都在快速下降。”曾任长江商学院教授的曾鸣在其新书《龙行天下》中写到。

　　企业进退从成本到创新

　　“首当其冲的应当是制造业，尤其是那些以低成本取胜的企业。”在企业中从事了15年人力资源工作的David这样认为，他曾供职过的公司都是世界500强，但是行业跨度很大，从电信到食品业。David的观点也正是很多专家们质疑《劳动合同法》的焦点。新劳动法的实施，将加重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对于很多以低劳动力成本和规模取胜的制造业来说，利润空间本来就非常微薄，劳动力成本骤增，可能将使它们面临灭顶之灾。华为等公司闻风而动，在2007年底新法实施之前便已采取措施……。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第一时间跳出来力挺《劳动合同法》的，是有代工之王之称的富士康。如果不是两年前《第一财经日报》对“鸿海血汗厂”的报道，外界对这家为苹果等众多知名品牌代工的企业几乎一无所知。

　　2007年12月，就在《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前夕，在内地雇有员工67万的富士康召开了一次员工代表大会，在会上，以55亿美元身家位列台湾第二大富豪的郭台铭高调宣布将为数万名达到8年工龄的中国员工签署无固定期限合同，并称自己也是劳工之一员，理由是他在自己的深圳子公司每月只拿一元钱。

　　作为全球最大电子产品代工企业主，郭台铭对新法举双手赞成。低成本和规模，是郭台铭的鸿海帝国生存之基础。很难想像，一个对攒下生意中可以节省每一个硬币始终狂热的商人，突然不遗余力去支持提高普通雇员福利。

　　而仅仅在两年前，《第一财经日报》对鸿海在深圳子公司劳工待遇恶劣的报道，引发了该公司要求记者赔偿3000万元的诉讼。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发表文章，以一名普通员工的口述实录形式，指出富士康工厂存在“一般操作工必须连续工作12小时，不得说话”、“三个女工因经常加班而在生产线上晕倒”等非法用工现象。而就在此前的几天，英国《星期日邮报》在题为《iPod之城》的报道中披露：富士康龙华工厂“工人每天工作15个小时生产iPod，但她们每个月的收入只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

　　因不满《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富士康科技集团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和编委提出总价3000万元的索赔。事件几经波折，最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互相“表示尊敬”，“互致歉意”，并自声明发布之日撤消诉讼。

　　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某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不仅严重损害了工人们的合法权益，还使中国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引起了一系列贸易纠纷。

　　这还引起了国外劳工、人权组织对中国工人的关注。公司是否切实保障了职工的正当权益？有三险一金吗？加班有加班费吗？工作环境是否有害身体健康？是否有强迫性劳动？是否要求员工在受雇起始时交纳“押金”或寄存身份证件。对员工在聘用、报酬、培训、升职、退休等方面是否有歧视行为

　　这些问题将越来越多地被社会各界所关注、监督。

　　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指出，“出于两个理由，郭无须畏惧新法。”其一，鸿海正在大规模转移生产基地，把目前集中于中国沿海的工厂转入中国内地和越南。中国内地120美元的最低月工资水平，约为巴西的1/2和捷克的1/4；其二，支持新法的姿态将为鸿海的中国生意赢取漂亮的政治资本。

　　华为和鸿海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翘首，专家们认为，更多的企业则会将通过各种手段，规避新法带来的风险和损失，甚至其中不乏有的企业会找到新法的漏洞继续钻空子。

　　“然而，对企业而言更长远的应对策略，应该是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创新，打破对低人力成本的依赖”。“成本创新”是曾鸣为中国企业指出的一条路径。“过去十年是中国制造的黄金十年，未来十年是退回‘黄铜的十年’还是走向‘钻石的十年’，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在曾鸣看来，中国企业在未来竞争中的最大优势，仍然是劳动，只不过不再是低成本的流水线作业工人，而是“低成本的研发人员”，甚至低成本的管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