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履新：面对怀疑和管制的加强(3)

　　现在看来，这个判断依然适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要更好的协调，而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有赖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1月13日，易纲履新后不久，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易纲再次强调央行将坚决反通货膨胀，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他同时强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必须按市场规律因势利导，这样才能占据主动。

　　质疑者和思考者

　　现实的考验是，如何实施这些想法。15年前，从参与创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或许他已经在为此做准备。

　　经济学家徐滇庆对南方周末记者谈到了一个深夜：“1994年1月4日，美国经济学年会在波士顿举行。我在饭店走廊上遇见林毅夫。好几年没见了，格外亲热，邀他来我的房间坐坐。当时张维迎刚从英国来，和我住在一起。他考察了北美经济学就业市场之后大发感慨。林毅夫趁热打铁，我们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去创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时候，易纲推门进来。他听到这个建议之后，立即建议说，最好把这个中心建到北京大学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高采烈、高谈阔论，直到深夜。”

　　对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建者来说，这次会面就像是布雷登森林会议和格莱美音乐节的合一。他们戴着瓶底儿一样厚的眼镜，身穿化纤面料的西服，求解繁琐的方程式，既争论严肃的经济问题，也随着音乐放开歌喉。

　　实际上从1994年回国起，易纲的研究范围就不再局限于金融领域，他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在他的《中国货币化进程》一书中，他写道：“我对居民楼一年到头总有人在搞装修深恶痛绝，对市政建设规划不精细、拉链路的频频出现无可奈何，对长官意志造成的马路人行道地砖的反复更换，路旁树木不断更新感到啼笑皆非。我对水资源的担心尤甚，曾经研究过节水马桶的设计和推广，曾因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评。”

　　这本书中除了对于经济问题的许多论述，还有很多对于环境问题的思索。

　　而在课堂上，他谈论最多的除了货币政策，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选择。他谈到了云南、贵州，对那里生态的破坏和严重的污染感到焦虑。早在1998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就详细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他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为重要。

　　或许这也是他获得任命的原因之一，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需要世界视野，也需要基于中国本土的现实思索。

　　岁末年初，和易纲几乎同期上任的还有其他16位部级官员，他们分别隶属于事关宏观经济发展大局的核心财经部门，涉及国家发改委、央行、银监会、外管局、社保基金会、民航总局、海关总署等共十四个部、委、局。

　　从年龄结构上看，这是“50后”集中的一代，可谓年富力强，是名副其实的“财经少帅”。如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48岁、央行副行长易纲49岁、发改委副主任穆虹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