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履新：面对怀疑和管制的加强(2)

　　转眼数十年，如今易纲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其影响范围也早已超过了一块地该种什么庄稼，而是关系到中国的国民经济运转，并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种影响还将传递给世界。他举起哪只手，全世界都会屏息观望。

　　这既是一种幸运，也可能是一种煎熬和挑战。正像当年他质疑地方领导一声令下拔了豆苗的行为一样，如今，央行一刀“砍”了信贷的行政式干预，也使包括他在内的中央银行落入了被质疑的尴尬境地。

　　可以预计，易纲履新的这一年，也会是央行受到争议最多、面临挑战最大的一年。

　　首先是经济界对于央行治疗通货膨胀的药方有诸多不同看法。人们认为货币发多了导致通胀，央行应该实行更为严格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利率，才能使通胀得以控制。

　　而对于刚刚推行的信贷配给政策，众多企业和商业银行则叫苦连天。评论界也质疑这一政策，认为央行是在人为地制造经济波动，引发通货紧缩。

　　12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央行：十年改革梦》的评论，这篇评论认为，中国的货币调控呈现出从间接调控回到直接调控的特点，十年央行改革实际上“在原地转了一个圈”。

　　由于我国奉行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巨额的外汇顺差近年持续出现，对此央行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对冲由于外汇储备而增加的那部分人民币，希望抑制物价上涨。

　　央行动用的武器包括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发行特别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窗口信贷指导，还在2007年连续六次加息，其中有三次加息采取的是非对称加息的方式，即提升存款利率的幅度高于贷款利率。结果是央行一方面耗尽了与流动性和通胀抗争的弹药，另一方面效果却并不明显。

　　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的对冲成本越来越高。从2005年开始，三年的成本已经是3000亿，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2008年要付出多少成本，2009年要付出多少成本？

　　经济学家钟伟教授为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第一，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大约冻结5万亿-6万亿的资金，以1.98%的利率计算，一年的利息就是1200亿；第二，央行票据有3万亿，大概每年综合支付约3%的利息；第三，除此之外，每年约需对冲3000亿左右的外汇顺差，假定综合对冲成本为3%，一年下来的成本大约在800亿。这样算下来，每年的对冲成本大概是3000亿。

　　为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现在央行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性，在中央银行法的框架内对通货膨胀实施有效控制。而这一轮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是长期的而非短期的，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可能会持续提高。

　　“这是一个成本昂贵的东西，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正在缩小。”钟伟说。在目前的顺差格局下，央行维持操作的难度已经比较大，更不用说调控通货膨胀了。从这个角度说，信贷紧缩的行政化干预手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这些应该难不倒他，几年前，他就将目光跳出货币政策的范畴。在1998年治理通缩时，他开出的药方是长期和短期政策的协调使用。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从短期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面临制约，单独实施难以取得最佳的政策效果，从中长期来看，实现可持续的增长的关键则是促进经济结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