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全球价值(2)

　　包产到户、自留地、逃港在历史上都发生过，但是思想路线不同，后果就完全不同。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才发展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很多人认为改革开放是华盛顿共识的结果，这是错误的，那时候中国绝大多数人不大关心华盛顿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我们的问题是要把饭吃饱，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在我看来，整个改革开放就是权利的重新界定。第一个层次是集体的所有权可以通过承包，清清楚楚地界定到个人。第二个层次，不仅仅是可以使用，还可以转让，有转让权、定价权、喊价权和还价权，中国资源的配置就不再生活在苏联教科书的那一套范畴里，看不见的手开始起作用，直到最后写入中央的改革文件，以市场价格手段来配置资源。第三个层次，界定了创业权，这一条大大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出现了新型的企业家，才有今天这么多的服务和商品。第四个层次，把各种来路的权利放到一个合约中来，不同权利放在一起，互相保护利益，互相不侵犯，组织更大的生产力。

　　这四个层次的权利界定，是从实际出发，先试再做再讨论，最后把稳定的东西变成法律，变成章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改革开放。对于这四个层次的产权界定，到今天为止都有不同认识，这没有关系。重新界定产权和原来含含糊糊的大公有制之间的区别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这一点我相信看到的人越来越多。

　　当然，界定产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一个领域问题严重就先动一动，所以我们的权利界定是不够普遍的，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构成未来改革的一个难点。对于将来，我相信我们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要有普遍的产权，要界定到所有的资源配置上去，而不是哪一方面的权利。

　　所有权利当中，有一种权利背后带着合法的暴力，任何社会要有秩序，就一定要有强制力，一定要有合法暴力。但是这个合法暴力怎么能够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怎么能够不被滥用？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到今天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当然总的思路有了，就是法治，这个法治不是说一些人写一部法去统治别人，而是所有人要服从同样的准则，用同样的准则管住所有的人。

　　<21世纪>：改革是权利的重新界定，而这又是有个渐进的过程，经历了不断深化的四个层次。渐进可以说是中国改革的特性，为什么中国改革会采取这样的路径？

　　林毅夫：我要谈的是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的是双轨渐进的道路，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取得巨大的成绩，1979到1990经济连续取得十多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对外开放扩大，城乡差距缩小，可以讲经济发展所追求的主要目标都达到了。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国际经济学界普遍不看好中国改革的前景，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成绩明显，但是存在很多根本的体制问题，比如说产权还没有私有化，市场是双轨制，经济体系当中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巨大危机，甚至崩溃。

　　当时国际经济学界看好的改革方式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休克疗法“，包括价格一次性地全部放开，推行市场化，对国有企业产权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同时，政府维持预算的硬约束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休克疗法“这三项内容，从理论上来讲是非常完整、自洽的。主张“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认为，按此改革实行之初经济会有所下滑，然后就会长期快速发展，而中国渐进、双轨的改革必然会出现大的灾难。

　　但事实的发展并不是像理论预期那样。苏联、东欧推行“休克疗法”以后，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经济长期停滞，一直到最近，才开始有增长。反观中国，国民经济确实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没有提高，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在扩大，金融体系比较脆弱，社会当中有很多腐败现象，社会发展也相对滞后，但是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以更快的速度在发展。

　　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联、东欧转型的比较，我们看到的是现有的理论在预测转型时，是苍白无力的。原因在于，现有理论暗含了一个假定，认为存在于市场中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只要管理好，就可以在竞争的市场中赚钱，如果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赚钱，一定是它的管理有问题。但实际上，在转型国家，很多企业即使管理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没有办法获得预期的竞争力和利润率。

　　但是，在中国、苏联、东欧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试图优先建立技术先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体系，这种产业并不符合它们的比较优势，因为它们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主要是以农业为基础，资本也相当稀缺。因此，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种优先发展的产业与国外相比是不具有竞争优势的，必然要亏损，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就不会有人去投资。利率、汇率、原材料价格都会扭曲，相应的要素就会出现供不应求，为了保证这些要素被用于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就要用计划的方式来配置资源，市场竞争就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绩效就没有什么意义，政府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必须进行干预。我把这种格局称之为“计划经济的三位一体体制“。发展中国家依靠这套体系，固然可以把重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但也必然出现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受到抑制，资源配置缺乏效率。

　　这种缺乏效率的经济体系当然需要改革。但是，由于重工业体系中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休克疗法”的三个目标就不可能同时实现。在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情况下把所有保护和补贴都取消，企业就会破产，这会导致两个不可承受的后果，一是重工业企业通常非常大，破产就会造成大量失业，社会不稳定；二是这些产业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政府和社会各界都会要继续保有它们。即使是私有化之后，国家也需要继续进行保护和补贴，而且要补贴更多，2002年世界银行出了一本书<苏联东欧改革的第一个10年>，当中有大量数据证明在苏联、东欧大型企业私有化以后，补贴是增加的。但政府的征税能力却是下降的，于是只好用印钞票的方式来补贴，这就是“休克疗法“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

　　为什么渐进的、双轨制的改革比“休克疗法”更好呢？中国的渐进改革首先是放权让利，让农民、工人有一部分自主权，变成部分剩余的所有者，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了；允许农民、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进入以前受压制的轻工业，这符合比较优势，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对于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补贴和干预，避免了经济的崩溃。所以，同时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当然，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旧的计划体制和新的市场制度同时存在，因此，国民经济中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而价格扭曲也越来越小，最后，由双轨过渡到市场单轨。这是中国渐进改革的取得比休克疗法成功的原因。

　　改革的走向 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现实问题

　　<21世纪>：刚才从不同角度总结了改革的过程和成就，那如何综合评价改革呢？

　　成思危：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世界地位。我认为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制度本身包括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体制讲的是结构，机制讲的是过程和程序，我们只有在结构和程序方面同时进行改革，才有可能成功。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有四个特点：

　　第一，改革是自上而下，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改革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彻底改变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道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国家经济增添了活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特别是最近在各方面推进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改革是量力而行的。我们的改革并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采取非常激进的办法，而是根据国力、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经济的发展水平一步一步进行的。正因为这样，改革的同时也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第三，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当然有不足的地方，但我们的目标是过河，开始摸着石头也是必要的。这30年的改革，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化，开始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四，改革是路径依存的。改革就像下象棋一样，第一步会影响到以后的几步，如果要退回去，付出的代价会很大。2001年10月，政府推出一个政策，按市价减持国有股。从动机来看，我认为这个政策是好的，但是按市价减持遭到了质疑。这是一个导火线，它导致了以后几年的熊市。这就说明了改革过程很复杂，是路径依存的。所以，在改革措施出台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最好通过一些试点来摸索经验。

　　中国改革过程的这四个特点成就了中国改革的成绩，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我要讲的第二点，改革可以说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有许多矛盾需要认真处理。

　　第一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尽管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长期的努力，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法治和人治之间还是存在矛盾和问题。腐败是影响国家发展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尽管这些年来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人，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这个问题，必须靠法治来解决。我们尚未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需要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部门和各地方推出的法规，如果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我想这是一个根本。

　　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法行政或者说依法治官，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是强势，所以政府官员能不能够依法行政，是非常关键的。再一点，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以及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

　　第二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我认为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一方面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另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只讲效益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就谈不上效率；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就没有办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讲公平，但我还是要说，千万注意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第三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应该密切结合，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一不能违反价值规律，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二不能违反供求规律。我们应该相信市场，不要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市场信号。三不能违反市场竞争规律，我们以前用限制新进入者来防止重复建设，实际上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和竞争者，市场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后来改成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个提法就科学了。

　　第四是要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一方面中央要有一定的财力，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主动性。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集权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追求GDP，政绩是一方面，财政收入也是一方面。如果权利过分集中，就会把矛盾过分集中；财力过分集中，就会把负担也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巧妙的艺术的处理。

　　<21世纪>：因为依然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有些人开始质疑改革，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改革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

　　吴敬琏：我们现在处的状况是“两头冒尖”，成就巨大但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出路就在于要像十七大所讲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就是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过头了，或者改革急于求成了，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对了。实际上，只要具体分析一下，看看碰到的问题到底是改革的方向不对还是改革没有到位，结论就会很清楚。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和福利不能得到保障的问题，这能不能怪罪于改革？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不完善，比如医疗，毛主席在世时就说过，我们的医疗费主要用在城市居民，而且主要用在干部身上了，所以叫做城市老爷卫生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套体系不能够运转了。到了1993年中共中央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这个决定里面，对社会保障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原则设计。但14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责任是在所谓市场化的改革还是在没有能够执行这个决定呢？再比如国企改革，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和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后，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一波改革到了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那里，好像就停顿了，最近几年媒体还报道了“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这和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次代表大会指出的方向是反着来的。

　　市场化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我们的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虽然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来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法治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从立法方面来说，数量是不少的，但一些基本的立法在速度和内容上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物权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但是这个法律搞了13年；还有<反垄断法>也花了13年，而且现在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司法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独立司法，这个难度可能比立法还要大一些。

　　改革需要各方的努力，但是关键的关键在于党政领导机关，在于政府。根据十七大的决定，党政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要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小政府就是好政府，我不赞成；我也不赞成另外一种意见：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务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我还是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去处理企业的微观事务，在市场上没有自己的利益，而是给市场提供秩序和条件。也就是温家宝总理说过多次的，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不该管的事就一定不要管。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好像都没能完全做到。如果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改革开放就能够在新的时期得到大的推进。

　　<21世纪>：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具体来讲，哪些领域亟待改革？

　　厉以宁：我要讲的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是国有企业制度，二是城乡二元体制，不把这两个支柱去掉，计划经济就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城乡二元结构从古就有，但城乡二元体制是1950年代后期建立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才有的。从那个时候起，户口分为两种：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改革初期农村的承包制起了极大的作用，1980年代改革转到城市里，抓了国有企业改革和股份制，但城乡二元体制一直拖了30年没有动。近年出现很多问题，如“农民工“的提法就是因为户口还是农民，但职业是工人；还有农民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等等。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重点不是户口问题。户口问题好解决，把两种户口制度合并成一种就行了，但这不解决问题，关键是怎样让农民充分享受改革成果。既然主要不是户口问题，那主要是个土地问题。土地制度怎么改？在现在的情况下，农村承包制还不能改变，重点应该放在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上，承包的土地可以转包、出租、入股。最近我在宁夏考察，发现了将土地存入信用社的做法，按照定期存款获得利息。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既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也便于农民进城。那农民的宅基地和上面的房子怎么办？根据各地的调查，比较好的方式是置换，把宅基地和上面的房子交给政府，换成城市里一套面积相当的商品房，以及城市户口和低保。宅基地的置换可以大大加快城市化，农民进入城市，跟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低保等福利。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中，要考虑农村土地抵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农民唯一能抵押的就是地，所以我们应该容许将土地使用权包括宅基地、宅基地上的房子进行抵押，这样，进城的农民可以安置家属子女了，可以自行创业了，城市化加快了，农民下一代的素质也提高了。

　　中国能不能在工业化中期就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西欧国家在工业化后期才有社会保障制度，工业化中期以前是社会救助制度。对“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就是广大低收入者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过去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了。这几年财政收入比GDP增长要快，把其中一部分拿出来建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是必要的。社会保障跟社会救助不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财政拨款的，社会救助是用国家的救济款、社会公益的赞助还有债券、基金、彩票收入等等来帮助困难的人。两者是并存的，不能把社会救助就当成社会保障。

　　中国到现在为止，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后，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将提高，我们将迎来一个内需的大突破。所以，关键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

　　(本报实习记者廉微、符星辰参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