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全球价值

　　主持人 本报评论员 欧阳觅剑 周慧兰

　　<21世纪>：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经历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最为引人注目。那么，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改革如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樊纲：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很多人认为没有效率改进，就是靠着劳动力便宜和资本积累。根据我们的分析，过去平均每年9%-10%的增长速度中，要素投入确实是主要的部分，但是生产力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要素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率，1979年到1988年是6.7%，1989年到1998年是5.16%，1999年到2005年是5.36%，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概是60%。而生产效率改进拉动的经济增长率，在1990年代大概是4.4%，到了1999年以后仍然有3.7%左右，应该说这是相当大的贡献。美国布鲁金斯基金会去年的一个研究发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是6%，这和我们的研究基本上兼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生产力改进，第一是市场化改革，主要是产权关系的变化，主要是民营经济占整个经济比重的提高。第二是人力资本的外移效应，是教育进步之后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增长所产生的效果。第三是研发投入的增长，但是这一块迄今为止还是不大。第四是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而城市化打破了过去分散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发展模式，使得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很大。此外就是外资和外贸对经济结构的改变起到重大效果。

　　还需要注意到另外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政府的行政成本，政府作为一个负担在经济中起负作用，而且这个负作用在加强；还有一个是经济结构，主要指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关系，现在储蓄占GDP的50%，这是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是负的。

　　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有些是与改革、制度相关的因素，比如市场化和政府改革，经济结构的背后其实也是一些制度问题。通过分析这些因素，一方面可以对过去的很多问题给予解释，另一方面可以对未来能不能发展、如何发展给出判断。每年3到4个百分点的生产率提高，可以解释过去1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现象，能源、原材料等都在涨价，但是消费品的价格却不涨，企业的利润还在增长，没有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和开放确实有效果，体现在生产率的释放、效率的提高。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哪些还在，哪些不在，哪些弱了点，哪些强了点，对未来进行判断。总的来讲，所有这些因素今后20年基本都在，只不过强弱上会有变化。其中，廉价劳动力在增长过程中起的作用已经开始下降，将来显然会弱下去。其他很多因素将来会强起来，比如人力资本、科研投入、企业创新、城市化等，今后会起更大的作用，会支撑经济的增长。

　　那改革还起不起作用呢？前面说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生产力是靠改革释放出来的。现在有一种说法，说经济改革基本到头了。如果经济改革已经没有什么潜力可挖的话，是不是改革这个因素以后就对经济增长不起作用了？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仍处在初级阶段，即使在经济体制领域，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改，仍然可以释放出大量的效率，仍然可以通过制度改革去改变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改变经济结构，消除各种各样的扭曲。这其中既包括市场化，即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也包括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如果这个因素的效果可以转成正的，我们就可以释放出不少生产力。

　　<21世纪>：改革通过改善制度，释放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了经济长期快速的增长。GDP是增量，财富是存量，GDP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财富是否也在增加？

　　茅于轼：比较全世界的穷国和富国，可以看到富国是以商品交换作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什么道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交换创造财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创造财富，而交换只是产品的转移，因此是一种多余的东西。而市场经济的特点恰好就是交换，而且交换是创造财富的。道理非常简单，平等自由条件下的交换是双方都同意的，一个商品从卖方的手里转到买方的手里，卖方有一个价格底线，买方也有一个最高价格，这两个底线中间有一个距离，交换是从出价低的卖方转手到出价高的买方，一旦成交，买卖双方就都得到了好处。所以说每一个买卖都是从低价值变成高价值，社会的财富因此就增加了。

　　交换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它会很自然的实现，但是平等自由这个条件很难实现。改革以来，百姓的自由扩大了，选择职业、创业、交换、旅行本来是完全没有的，现在越来越多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财富得到了非常大的空间的增长。但我们还是不大愿意提平等自由，有可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误区，就是一个讲特权的市场经济，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21世纪>：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但有人认为，在效率提高到同时，公平的状况在变差，比如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对收入差距和社会公平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维迎：谈中国改革30年，就不可能不谈收入分配。其实任何一个制度都是收入分配制度，任何一个体制改革都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从政府主导收入分配到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变革。目前的情况是政府仍然在资源分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市场在收入分配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产生了现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回想改革初期，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引进激励机制，反对大锅饭、平均主义。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大量的工作就是争论要不要按劳分配。到了1984年到1986年时又出现一个很大的争议，那就是“红眼病”，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人出现收入差距，引起了很多社会矛盾。到了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到了十五大的时候，不仅强调了按劳分配，而且强调按照生产要素分配，鼓励资本技术也参与收入分配。

　　经过30年的改革，贫困问题应该是基本解决，但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以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无论按照老的标准还是新的标准，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按照老的标准，1980年有40.7%是贫困人口，到2002年只有4.8%；按照新的标准，1981年贫困人口是52.8%，到2001年是7.8%。而且，贫困人口比例的降低，与每个省的GDP的增长有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GDP增长越快的地区，贫困人口比例减少得越快。这印证了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

　　基尼系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上升的。但大家也要注意一点：全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达到了0.45，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分别来看都低于0.4，这是二元结构可能带来的统计上的一些问题。

　　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议越来越多，实际上这是一个怎么评价我们改革成就的问题。现在提出一个新的口号是“改革的成果全民分享”，但实际上，过去30年改革的成果也是全民分享的，当然分享的程度有所不同。我认为，尽管改革30年之后，中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但是中国人的公平程度也大大提高了。如果我们按照斯坦福大学教授Pencavel的方式，把城市划为五个组来看1990年和1995年之间的变化，中国1990年的最高收入人群中，只有43.9%的人在1995年仍然处于最高收入人群中；而1990年的最低收入人群中，只有49.6%的人在1995年仍然处在最低收入人群中，其他50.4%的人都已经跳出去了。对比一下美国，美国在1993年处于最低收入人群的人，到1998年有70.4%仍然处于最低收入人群；而1993年处于最高收入人群的人，到1998年有59.1%仍然处于最高收入人群。美国这两个数字都远远高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的流动性比美国都高，这意味着机会均等的程度大大提高了。

　　在全球和历史的大视野下考察 中国改革并非特例

　　<21世纪>：纵向比较，改革成就巨大，那横向比较又是什么情况？如果进行国际比较，中国的地位是怎样的？

　　钱颖一：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经历了近30年的快速增长，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世界性历史事件之一。我在这里想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做三个观察。

　　第一个观察，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讲，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是独一无二，它增长的基本因素也并不特殊。如果跟世界上其他转轨国家做比较，比如波兰和俄罗斯两个典型的东欧国家，结论当然是中国很特殊。但是，如果日本以1950年、中国台湾以1958年、韩国以1962年、中国大陆以1978年作为原点，重新刻画它们各自的增长曲线，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大陆在这一组国家和地区中没有什么特殊。

　　进一步讲，不仅中国的增长速度不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的直接因素也与东亚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东亚奇迹>一书，这本书研究了东亚的8个高增长的国家和地区(没有包括中国)，总结了导致它们高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是宏观经济稳定(也就是物价稳定，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即人口红利)；重视基础教育等。这些和中国的情况是一致的。

　　第二个观察，目前中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仍然相当不健全，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不少。但是如果采用国际比较的方式，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有它的一般性。看三个指标。一是法治指标，世界银行每年都公布各国的法治指标，满分是100分，中国是40.6分，比我们好的有墨西哥、巴西、印度，比我们差的有俄罗斯、秘鲁、乌克兰等。二是腐败指标，最清廉的是芬兰、新加坡等，我们排第71，在100多个国家中比较靠后，墨西哥、泰国等都在中国之前，而土耳其、罗马尼亚、俄罗斯等在中国之后。三是基尼系数，无论在城乡之间、农村之内还是城市之内，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30年中都有较大的上升。

　　站在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当然希望收入更平等、腐败更少、法治更健全。但是和其它国家相比，我们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特殊。这里的关键是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即人均GDP。首先，法治指标与人均GDP是正相关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发现越发达的国家法治程度越好，越落后的国家法治程度越低，我们画一条法治指标与人均GDP的回归线，中国是在回归线的稍微偏下一点点。第二，腐败指标与人均GDP的回归线，中国正好在回归线上。第三，基尼系数与人均GDP的回归线，中国是在曲线上面一点点。是的，中国是有很多制度不健全，但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我们的制度水平与现在的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确仍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我们的制度水平也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个观察，虽然中国取得巨大成就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是其基本推动力是三条并不特殊的经济规律：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前两项正是改革的内容，后面一项是开放的内容。

　　把激励搞对是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它包括很多形式，如放权让利、承包、产权划分、公司治理等等。所有这些制度安排，最后都体现为对经济人提供激励，包括对个人的激励，对家庭的激励，对企业的激励，也有对政府的激励。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地方政府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地方政府积极地参与经济改革，发展地方经济，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让市场起作用是改革的主线之二。市场起作用就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由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资源配置。实现它也有不同的方式，比如中国曾经采取的双轨制，看上去它跟标准的市场不一样，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在边际上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

　　对外开放是第三个基本推动力，这其中也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值得研究。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和程度甚至超过对内改革。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用某些指标来衡量，比如进出口与GDP之比，比美国都高。

　　<21世纪>：放在全球大视野中去看，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经历曾经在东亚普遍发生过，符合发展的一般规律。那放到历史大视野中去看的话，从更长的时段看这30年，又能得出哪些结论呢？

　　陈志武：中国改革开放不只是过去30年，应该有160年左右。如果从<南京条约>开始算，至今是166年。洋务运动、中华民国时期和这30年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基本也就是改革和开放这两个主题。如果按照改革开放的模式来看，粗略地讲，晚清洋务运动应该是渐进式改革；1911年清政府垮台，中华民国成立，首先是从政治改革开始，或者更晚一些进行经济改革，所以民国时期可以说是进行了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最近这30年的改革，更多是渐进式的。

　　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以及从鸦片战争至今160多年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举个例子，乾隆中期1766年的时候，朝廷一年的收入据估计是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银子的价格相当于11.4亿美元，这相当于今天一个较大规模民营企业比如无锡尚德的收入规模。这是鸦片战争后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财富模式、财富创造能力的升华，没有资本全球化、没有中国社会加入全球贸易体系，怎能有今天的财富创造力？

　　过去160年确确实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如果中国在近代史上已经有三次改革开放，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会非常成功？

　　我们今天说到中国，都强调人口众多和劳动力便宜，是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给中国经济的腾飞变为现实。不过，我们要问，中国的这种高速发展到底是中国自己创造的，还是世界带给中国的？我们回过头去看，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比今天要高得多，当时大概介于世界1/3到1/4的人口之间，而今天的中国人口才占世界的1/5左右。一两百年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比今天更强，那时的中国人也照样勤劳、人口也更加众多，那时中国经济没有腾飞，这说明必然是劳动力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

　　钱教授讲，中国过去30年跟1950年以后的日本、1958年以后的中国台湾、1962年以后的韩国，增长经历非常类似。我要补充的是，从1950年到1998年，全球的人均GDP也是翻了差不多两倍，跟中国最近的30年的增长情况差不多。我强调这一点，绝对不是要贬低中国人自己的贡献，但也要看到，中国的经历，东亚国家早就有过，世界平均水平也从1950年开始经历这样的收入增长，那就说明，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是一种全球范围内更普遍趋势的一部分，我们只不过是赶上了这个趋势，加入了这个潮流。从这个角度看，是世界给中国带来了这种增长势头、发展机遇，而不是相反。

　　从1980年代初开始，英国、美国开始大规模地实行私有化；1990年之前，东欧、西欧、拉美国家都不约而同地进行市场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全世界都不约而同地进行改革开放，让大家几乎同时采取类似的行为，比如放松政府管制，把财产权、把经济活动的选择自由还给个人？中国过去200年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跟同时期其他很多国家的事情几乎一样，比如工业革命的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在进行洋务运动；19世纪后半期在德国、瑞士、拉美国家、俄罗斯出现了股票交易所，而中国的股票交易差不多也是在1872年开始。为什么在大家不知道“华盛顿共识“是什么的前提下，都同时采取了市场化、全球化的举措？我们只能说，是因为个人财产、市场化、全球化最符合人的本性，人们都会那样去做。

　　19世纪后半期，全球范围有两大趋势，给中国过去30年来带来机会，第一是工业技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商品化，异地的可移植性越来越强。比如，世界机械化以后的纺织业中心，最初是在英国，后来到北美，再后来到日本，然后又到东南亚，最后到了中国。第二是世界秩序的演变。以前的世界秩序是以武力炮舰来维系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今天美国和中国的跨国公司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要有自己的律师。在以规则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下，邓小平一旦决定改革开放，马上就有很多外资进来，同时中国的企业可以把商品运出去，而以前的改革开放者也没有这么幸运。1978年时这些条件具备了。

　　改革的路径 渐进地界定产权

　　<21世纪>：从全球和历史的大视野看改革，似乎说明，改革具有必然性，而且其发生和发展受到全球趋势的强烈影响。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改革首先应该是针对国情的，它的发生和发展还是应该有一些特殊性。如果具体来看国内的情况，改革是如何发生的？

　　周其仁：改革开放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酝酿了很长的时间。我自己比较关注两个事件，跟后来的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联系。一个是在和平时期中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在1961年前后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包产到户，当时叫借地。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62年，那一年在宝安县有许多人意图偷渡去香港。这两个事件当然跟后来的变化有关。

　　但局部地区的自发反应，不足以酿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还需要其他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文革”，它从反面筹备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对包产到户还是下了禁令，但是这次全会和之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思想路线上纠正了整个国家看待体制、制度、政策的思想方法，这个思想路线就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讲到底都是手段，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满足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把它倒过来，变成选择体制的一种桎梏。选错了要改过来，要听从实践的经验，我相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根源，所以我们今天把改革开放定成1978年开始。邓小平在1960年就讲过，包产到户能多打粮，不合法，就让它合法起来，但直到1978年以后，局部的包产到户才变成席卷全国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意义就是在集体的公有制中划出一个权利界线，使用归你，种什么归你，产品归你。中国有社会意义的界定产权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

　　开放也不是一天来的。1977年宝安发生第二次人口大规模逃港，当时在广东主政的一位同志去调查，发现很多农民跑到香港一两年寄回来的钱就可以在老家盖房子。后来就想能不能把门打开，让香港的企业开到境内来，这就是开放的最早由来。邓小平听了广东同志的报告以后说就叫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