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人口红利”退潮

　　广东鞋业大撤退

　　11月30日，东莞常登鞋业有限公司给员工发放了第二笔补偿金。这个有近20年制鞋经验、4000多名员工的“大厂”将于12月20日正式停业。

　　当地一位不愿意具名的鞋厂老板透露，常登选择在年底停业，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应对将于2008年1月1日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但更深层次的可能是，现在鞋子加工、出口越来越艰难——继民工荒、电荒、出口受抑之后，今年以来，原材料价格水涨船高，人民币升值，整个制鞋业的利润率相比前些年都大大降低。

　　据亚洲鞋业协会统计，广东总共有鞋厂五六千家，关闭的大中型企业已经超过一千家。惠东市有三千多家鞋厂，在最近两三个月内，中小型的制鞋、鞋材厂就关闭了四五百家。

　　如果说常登是东莞鞋业的一个缩影，那么东莞鞋业也是聚集在珠三角的“中国制造”的缩影。当初选择产业链下游，是因为收益快、成本低、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廉价劳动力，然而这样的道路走过20多年后，劳动力不再廉价，成本也已经不低了。

　　“人口红利”缩水

　　上世纪八十年代，湖南火车站发生因民工挤买南下车票而压死人的事件，时在广东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任处长的梁满光曾受命前往处理。那时，他的任务是守在湖南火车站，动员民工不要盲目南下。20多年后，已经退休的老处长却要操心组织人马到江西、湖南的农村说服当地年轻人到广东打工。

　　20年前，到广州打工可以拿到五六百元的工资，这是当时极具吸引力的报酬。但常登鞋业一名老员工说，1996年的时候，厂里一线工人的工资是1000元左右，10年过去了，这个数字基本没有变。

　　随着经济发展，珠三角当年的优势不再明显。内陆一些省会城市开办的工厂，工资基本也能达到600至800元。

　　“长沙也有厂子要人，我去那里干活离家近，农忙时还能照顾到地里的庄稼，工钱少不了多少。”岳阳43岁的农民魏新国和妻子20年前在佛山、惠东一带电子厂打工，三年前他回到长沙干起了同样的工作，妻子则在老家务农，照顾老人。

　　“挣钱在哪里不是挣，但是年轻人还是应该到广东那样的大地方见见世面。”按照父亲的意愿，老魏高中毕业的大儿子到广东去“见世面”，但三年换了四个厂子，其间还有不少时间处于“失业”之中。老魏感叹道：“那时候我们咬紧牙什么苦都能吃，只要能挣钱。现在的年轻人不像我们那时候了，贪玩不吃苦，一个工作说不干就不干了。”

　　即使是常登鞋业这样一个4000多员工待遇相对稳定的大厂，人员流动性也相当厉害。

　　“招不到人，去年春节回来，厂里整整空下来两条生产线，而我们的生产线总共也只有五条。”当地一位鞋厂老板说。

　　政府帮助企业“西进”

　　如果说招工难、原材料价格高、房价电价高、竞争激烈、上升空间不足是市场向珠三角制造业发出了信号，那么政府导向也在明显地传达同样的信息。

　　面对制鞋企业倒闭的事实，东莞厚街镇镇长陈仲球表示他并不为此担心。因为目前转移出去的只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而核心的技术研发和采购贸易依然留在东莞。

　　政府对曾经辉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态度也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且，广东政府在努力为这些加工制造企业“寻下家”。

　　2003年8月，广东率先提出推进“大珠三角”经济合作新动议。2004年6月3日，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9+2）在广州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对于“改革排头兵”的广东省来说，有两点意义非比寻常：一是云南、贵州的“西电东送”，二是和湖南、四川、广西的“劳动力供求信息传递交流和劳务输出输入组织合作”。但其余8个省迎接广东制造业“产业转移”更为重要。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研发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说：“广东的制造业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但中部的一些省份湖南、江西还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像广西或者是云南、贵州，有的还是工业化刚刚起步，这种情况有利于产业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