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重锤 小产权房全面叫停

　　邓心

　　本报记者 邓心

　　小产权房无节制地利用政策擦边球大搞住宅开发，已经动摇了粮食安全的“地”基　　

　　已经存在十多年的小产权房问题，在今年下半年曾一度达到关注高峰，有消息称，北京在售住房中有五分之一为小产权。成都、济南等地也都出现了大面积连片建设的小产权房。

　　就在市场对小产权“农转非”乐观情绪进一步蔓延之时，国务院发出禁令：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小产权房。

　　土地流转 试点之火

　　12月11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依法严格管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严格执行农村一户一宅政策。这就意味着，喧嚣一时的利用“新农村建设”之名，大批建造的小产权房失去了其“打擦边球”的政策背景。

　　期待中的星星之火并未燎原，此前陷入真空状态的小产权疑虑，最终以严厉禁止而告终。

　　事实上，从今年6月底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一纸叫停，令小产权房的命运就变得难测起来。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建设使用农村集体土地，法律规定只有4种情况：一是农民的宅基地；二是农村公共设施的用地；三是农村兴办的村办企业或者联营企业；四是根据担保法，使用农村集体用地抵押权实现的时候可以允许。

　　除此以外的开发利用，都是现行法律所不允许的。

　　但乐观的市场预期者认为，中国很多改革措施都是自下而上做起来的，建国以来，土地制度一直在进行或大或小的改革，尽管土地改革的推进确实非常困难、缓慢。但始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将农地承包给农民的制度，直到2002年才由一部农地承包法确认身份，前后用了46年时间。

　　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一直都小规模地存在着，苏南和苏北就曾经用土地指标交易的方式来配置建设用地。但2004年

宏观调控、关紧土地闸门、严查指标交易之后，类似的做法几乎消失了。

　　之后，重庆模式渐成焦点。“在保证土地总面积不变、耕地性质不变、粮食产量不变的前提下，突破土地管理和使用问题，把土地流动起来。”这些改革举措曾被专家称之为“将带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土地革命”。

　　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介绍说，其实国土资源部从1999年就开始试点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首先在安徽芜湖取得较好成绩，但国土资源部并没有推广，而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以期在适当的时侯，提交国家立法机构，通过立法来解决。

　　小产权之惑

　　尽管小产权房的存在，有助于解决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在实现农民土地的经济效率上，也有其合理性，但由于与现行法律的冲突，持续热销的小产权房，在解决了大量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安居问题时，并未能淡化关于它的“七宗罪”：占用耕地、破坏农村环境、失地农民无以为生、破坏整体规划、扰乱

房地产市场、滋生村干部腐败、漠视法律……每一条罪状都将这个房市中的异类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为此，国务院曾派出调研组进行专项研究，学界也就此展开广泛讨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认为：“尽管城乡土地流转中孕育着发展的大机会，但针对建设用地转让权的改革，难度更大。我并不乐观。”

　　我们无法猜测，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CPI暴涨，小产权房及城乡土地流转是否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但至少此前的2006年10月，国务院要求“18亿亩耕地保有量死守到2020年”的声音并没有太深刻地触动公众神经。

　　然而次轮CPI上涨，终于让公众发现，粮食问题竟然已是世界性难题，在全球气候变暖和生物能源发展加快的共同推动下，9月份国际市场玉米和小麦价格分别比上年同期上涨44.5％和112.1％。更严峻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状况都不会得到大的改善。在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在应对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一些国家已经上调了出口税率，主要用于控制本国农产品出口。

　　现在公布的数据是全国耕地还有18.27亿亩，只是略高于“18亿”这根红线。而经济建设、

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需要相当数量的土地。“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由此成为此轮紧缩调控中一记重锤。

　　十年后谁来种地

　　如果说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从源头上保障了粮食供应的基础的话，稳中趋快的城市化进程则又为粮食安全问题打上了问号。

　　在各级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巨大力量，数据显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百分之十来自城市化过程。

　　由于打破城乡壁垒，为工业化高速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大批发达的城市群和城市带应运而生。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土地无人耕种，和没有“新农民”接班的问题。现在农村30岁以下的劳动力95％以上不愿意种地；55岁以下的除了没法外出打工不得不留守家园外，90％以上的不愿种地；20岁以下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种地的意识。当“老农民”老得种不了地的时候，10年或者20年后，谁来种地？

　　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个专项调查表明，目前中国农民的收入及消费水平比城镇居民落后十年左右，近年来中国已有两亿多农村剩余劳力进入城镇，面对日益提高的打工收益，究竟是养猪、种地还是继续“漂”在城市？

　　如何解决比较效益将有可能是未来政策的重点。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取消农业税、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补助、农村低保、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无一不是为了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

　　“人口红利”带给中国的经济奇迹，正面临着悖论，在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这场暗战中，小产权房问题仅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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