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是境外资产流失的主因

　　我国对境外国资的存量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做过两次统计，但都没有对外公开结果。一般认为，上万亿是最保守的估计。除了华润、五矿等少数企业外，大多数境外国资的安全都让人感到忧虑。就现状而言，亏损或持平企业约占2/3，盈利的仅为1/3.由于境外企业普遍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一些国有企业经营者“情况不明决心大”，为“营造自己的王国”，或为创造“政绩”，不惜用纳税人或债权人的资金去海外从事高风险投资。有的企业自身实力不强、国际化经营经验不足，盲目投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注册离岸公司，曾被专家称为是国资流失的主要渠道。离岸公司通常会以境内母公司某领导人的名义注册，企业集团可以通过资产内部重组的方式，将本集团内的国有资产源源不断地装入离岸公司。

　　尽管流失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境外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且没有监督是主因。而放任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的主因，则是境外国有资产完全是一本糊涂账。

　　《光明日报》

　　收紧房贷无异于挖肉补疮

　　通过贷款买房的，多为中低收入者。尽管也有人通过贷款炒房，但绝不是主流，而且通过相关措施，也能对这种行为加以防范。“收紧房贷”之后，只会让更多的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从这点看，“收紧房贷”无异于“挖肉补疮”。

　　从遏制房价上涨这个角度，“收紧房贷”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有专家对此也表示怀疑。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王松奇表示，提高首付将减小银行贷款集中度，但对抑制房价作用并不大。房价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土地资源是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调控手段会有一定效果，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收紧房贷”对降低银行风险、降低房价也能起到一点作用，但是，在“收紧房贷”的时候，不能不考虑此举会让更多中低收入者陷入买不起房的境地。

　　《检察日报》

　　东亚躲过“次按劫” 关键在于管住短期资本跨境流动

　　现在东亚似乎仅仅是日本、中国、新加坡和台湾的金融机构受到美国次级债务危机牵连，但是正如欧洲受到的影响那样，价格快速上涨过程中隐藏下来的风险仍然无法保证不会爆发出来。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银行体系是最大的问题，现在东亚的银行体系虽然较为健康，但是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却规模较大，流动也较频繁，最终风险的爆发仍然可能像以前那样，由短期跨境资本所致。所以东亚受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最终取决于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亚各地区中香港股市受到的影响最大，甚至可能比“9·11”事件的冲击还要大，这既说明港元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的影响和中国与美国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也说明东亚遭受冲击仍然以香港为首。如果香港能够妥善地应对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而且中国能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并严格监管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话，那么东亚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轻松地躲过这一劫数的。

　　《中国经济时报》

　　开瓶费问题应让市场去解决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领域，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拥有充分的选择权。如果酒楼为了开瓶费宁愿放弃一部分客源，消费者为了去特定的酒楼吃饭而愿意承受开瓶费，这都是他们为自己的选择愿意付出的代价。深圳的调查告诉我们，当开瓶费陷入官司、发文规范的漩涡中时，市场已经悄悄地给出了最合理的答案。这个答案比打官司和发文规范的效果都要好。

　　对于管理部门来说，动辄对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指手画脚，都是“行政手段优于市场调解”的计划经济思维在作祟，无论其出发点如何，都会扼杀市场自我调解的能力，更不利于培养政府部门、经营者、消费者按照市场规律解决问题的好习惯。

　　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把开瓶费这个问题交由市场去解决。重庆市物价部门对“洗车业涨价联盟”不予干涉，最终涨价联盟在市场压力下分崩离析。这应该是我们解决开瓶费问题最好的一个镜鉴。

　　《珠江晚报 》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