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拥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上海离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比较远。相比较，中国香港以其自身强大的实力，已成为亚洲区域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国际金融中心对东道国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亚洲国际金融中心未来演变可能出现怎样的格局？沪港两地的条件有何差异？沪港两地的目标定位和分工合作的前景如何？在不久前“2007上海金融论坛”举行期间，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潘英丽教授

　　记者 章轶楠

　　本期访谈人物：潘英丽

　　潘英丽，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运集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

　　亚洲国际金融中心演变格局

　　《上海金融报》：国际金融中心对东道国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潘英丽：从国际金融中心对东道国(指发展中的国家)的经济贡献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就业的增加；第二是税收的增加；第三是促进东道国金融发展，提供投资与融资便利，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与国民财富的积累。这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目的；第四是全球影响力的提升。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是借助金融的开放、先进的国际金融制度和技术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以及实现中国经济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变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目标。假如中国没有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没有好的制度来支撑，那么，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就是一件奢侈品；倘若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又引起了金融危机，那么，国际金融中心就成了毒品。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强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将提高我们的话语权。同时，它也会产生一些影响。第一，导致大都市社会阶层的变化：出现高收入精英与为精英服务的低收入人群；第二，在国际金融中心崛起的过程中，国内地区经济差异有可能扩大，也有可能缩小，具体取决于国内经济和金融的一体化程度。国内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程度越高，金融中心越能发挥其幅射作用，从而使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也越能缩小。

　　《上海金融报》：亚洲国际金融中心未来演变可能出现怎样的格局？中国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什么？

　　潘英丽：我个人认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演变或将出现四种可能性。第一，东京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上海、香港、新加坡、孟买、悉尼等成为多个二线的国际金融中心。这种可能性出现的前提条件是日本经济强劲复苏，日本政府在适当的时候采取了适当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日元国际化进展顺利；第二，香港成为类似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上海等亚洲大都市成为二线国际金融中心。这种可能性出现的前提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币资本账户迅速开放、香港承担起更多的国家责任；第三，上海成为类似纽约的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成为类似芝加哥或者法兰克福式的二线国际金融中心。前提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改革快速推进、金融开放平稳适度、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展顺利；第四，是多个二线国际金融中心并存，亚洲没有全球金融中心。

　　中国的目标是排除第一和第四种可能性，二十年以后在中国建成与纽约、伦敦齐名的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实现这一目标可能的现实基础是，第一，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中华地区和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大幅度提高；第三，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在持续升值过程中实现区域化或国际化。

　　当然，中国在为这样的目标而努力的过程中，要避免金融开放过程中金融危机的发生；要明确上海与香港的分工，实现优势互补。

　　沪港条件各具优势

　　《上海金融报》：全球金融中心形成的前提条件与竞争力因素是什么呢？

　　潘英丽：全球金融中心形成的前提条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二是本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三是不同时区的大经济体作为腹地提供支撑。

　　至于全球金融中心形成的竞争力因素，首要的应该是专业人才和社会中介服务的有效供给；其次是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客户建有广泛的联系；三是有限而有效的政府监管、税收、公信力和应变能力；四是健全的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或者良好的商业环境；五是商务成本、语言、城市生活品质等其他因素。

　　《上海金融报》：金融业是香港的命脉，经过30多年持续发展的香港金融业，其强大的实力无愧于亚洲区域国际金融中心这一殊荣。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经过多年努力，业已走出了坚实的第一步。那么，能否对沪港两座城市的条件作一个比较？

　　潘英丽：对沪港条件的比较，我们不是用国际金融中心现行的指标体系来评价的。因为上海在资本项下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前，只是国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现行指标体系现在还不适合用来评价上海这样的国内金融中心。就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体系而言，无论是从人才与社会中介服务供给、与国际市场和客户的联系，还是从有限与有效的政府、市场经济制度与商业环境等多方面的发展水平与竞争力因素来看，香港是门门功课都达A的优等生，而上海则是中等偏下的学生了。

　　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或地区之间竞争的新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金融中心假如在中国，那么，首先需要更多地体现国家的利益；其次要有腹地经济的驱动。我认为，在这两点上，上海比香港条件更好一些；第三是金融开放的动态趋势。如果人民币资本账户迅速开放，香港可能更宜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如果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相对缓慢，那么，上海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资本账户开放慢一些，可以给上海更多时间，去创造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所需要的制度和市场条件。

　　沪港定位、分工不同

　　《上海金融报》：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该有各自的目标定位，同时又进行分工合作。这种分工合作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在不同阶段的目标定位如何？

　　潘英丽：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分工合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民币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可兑换的阶段(2013-2015年前)。

　　我认为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有可能在2013年到2015年的时候才具备比较充分的条件。也就是说，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开放人民币资本账户。最好是在全球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再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下的完全开放。此时国际投机资本实力大为削弱，无法再冲击中国市场，中国资本可以出去投资和收购。这对国家来说是最好的时机选择。

　　因此，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之前，香港的目标定位应该是中国的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重点是一切可以离岸发展的中国概念产品、以及亚洲美元和亚洲欧元市场。目前，香港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新加坡、东京、孟买。实际上，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已经在与新加坡的竞争中胜出。今后应该重点关注东京、孟买的发展态势，努力在制度的优越性、市场的规模与流动性、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在这一阶段，上海的目标定位应是国内金融中心。虽然我们做的规划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其实这个建设就是增加国内金融中心的国际成分。通过引进国外的金融机构，借鉴国际上好的制度，来推进国内金融业的发展。此阶段发展的重点，首先是要完善现货市场体系，包括债券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这是让老百姓参与城市的成长，让国民分享大都市经济增长的成果；二是要消除金融市场间的分割和区域经济间的分割，促进国内经济金融的一体化发展；三是在商品期货与金融期货上实现重点突破；四是健全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建议试点独立的第三方金融法庭，将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权益落到实处；五是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上实现重大突破，做大做强本土金融机构；六是创造人尽其才的制度环境，促进人才的集聚，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第二阶段是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后。

　　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澄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上海和香港存在替代关系。香港与上海之间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事实上，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完全可兑换之后，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完全可以拥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构成的组合，如同美国的纽约与芝加哥，或者欧洲的伦敦与法兰克福一样。沪港可以通过分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这一阶段，应该加快沪、港金融业的相互渗透和市场联网，以便于上海更好地向香港学习，香港有更好的分享内地发展的机会，并为内地金融业的发展作出贡献。我建议两地交易所可进行股份制改革，相互换股；并与纽约、伦敦交易所换股，实行远交近攻的亚洲竞争战略。

　　同时，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一定的分工。比如说上海以人民币产品、现货产品为主，香港以美元、欧元产品为主，以复杂的、对自由市场制度要求更高的衍生品为主。

　　金融改革重于开放

　　《上海金融报》：您如何看待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的关系？

　　潘英丽：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安全和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改革和开放的次序安排合理，推进的节奏适当，才能促进金融体系健全功能，高效运行，才能实现国家的金融安全。反之，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次序有错，例如改革严重滞后开放，轻则国家利益大量流失，重则爆发金融危机，给老百姓带来灾难性后果。只有在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安全得到保证的地区，金融开放才可能进一步推进。

　　在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上，我个人认为，第一，目前中国的金融改革严重滞后于金融开放的进程。“

十一五”期间，我们的工作重心应是改革而非开放。以银行业为例，我们从1999年开始实行存贷款高利差政策，这个政策实际上是让存款人给银行提供补贴，帮助国有

商业银行冲销政策性的坏账。

　　但是今天，在已上市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已经达到12%，利润已经是四年前10倍的时候，我们的高利差政策仍然在实行。近年来，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已经成为其获取利润的最佳方式。外资银行成为中资银行的合作者，不仅分享到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成果，而且分享着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利润和存款人给银行的政策性补贴。所以今后一段时期，是应该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呢？还是应该继续加快金融的开放？我觉得中央政府需要打破现有部门与集团的既得利益格局，加快推进深层次的制度变革。

　　第二，现阶段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应以QFII和QDII这类渐进、可控、间接的方式推进。

　　第三，在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宁可较大幅度提高

人民币汇率，忍受痛苦的自我调整，也不能开放资本账户，引入外来金融危机。外汇管制必须加强，要严防死守。

　　第四，香港对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进程过于乐观，以开发人民币现货产品为重心的发展思路，我认为不完全正确，也不一定可以取得非常大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