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现场：被改变的生活

　　崇明岛、神农架报道 本报记者 王娜

　　自然保护区不可能成为纯粹的自然博物馆。

　　在"上海崇明东滩"、"东洞庭湖"和"神农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保护区和保护区的人们必须面对更现实的问题——如何更好的生存发展。

　　政府扶持力度不同,经营模式各异,自然保护区的问题并不单纯。不仅仅是物种的多样性和种群的保护问题,中国要将环境保护的概念延伸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

　　7月23日,崇明东滩的天刚蒙蒙亮,一层薄雾在微风中慢慢散去。

　　"啾——啾啾,""啾——啾啾",一串有规律的鹬鸟叫声让寂静的东滩立即活跃起来。不久,一群鹬鸟听到"同伴"的召唤,匆匆赶来。它们先是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发现早有"同伴"已经在浅滩上享受着丰富的早餐,便不再犹豫集体降落。

　　突然,一张网从浅滩上弹起,大部分鹬鸟成了囊中之物。

　　此刻,一个捕鸟者兴奋地吹着哨子,再次发出"啾——啾啾"的叫声,轻轻地将网中的鹬鸟抓到篮子里。

　　这个捕鸟者名叫金伟国,是崇明东滩上远近闻名的捕鸟能手。只不过1998年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前,捕鸟贩卖是他祖辈传下来的生计;而从2004年开始,金成了保护区鸟类研究基地重要的工作人员,金把捕捉到的鸟套上环后再放飞,这是研究鸟类迁徙和活动规律的重要方法。

　　每个保护区都有金伟国这样的传奇人物。在洞庭湖,用踩溜、迷魂阵和电打等方式捕鱼,以及在神农架用油锯和猎枪对动植物展开的杀伐都曾是保护区土著村民的生存绝活。现在,他们又加入到保护动植物家园的事业中来。

　　在金伟国等人身份转变的背后,是中国自然保护区保护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他们放下手中的捕杀工具,寻找新的生活来源,甚至被迫迁出家园。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截至国家林业局2006年11月统计,约有3000万贫困人口生活在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而自然保护区内的居民就达到1000万。

　　而这些人的生计,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区的头上。

　　捕鸟者的生计

　　在崇明捕鸟,有着很悠久的历史。

　　对于金伟国这样的人来说,捕鸟是他祖祖辈辈的经济来源。

　　无论是猎枪、土枪还是毒药,金都是看不上的——将鹬鸟的模型逐个插在浅滩上,再配上几只腿被拴住的真鸟在浅滩上雀跃,哨声一响,鸟群便自投罗网了。

　　这可是崇明岛上的绝活。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崇明岛就是靠滩吃滩。在这里,广袤的滩涂湿地、丰富的鸟类鱼类和蟹类资源,也造就一支专业的捕捞员队伍。

　　1992年,国务院10部委制定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将崇明东滩列入优先保护序列,但这并没有彻底阻止捕鸟者的哨声。但随后的1998年,却根本地改变了金伟国等人的命运,这一年,经上海市政府批准建立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捕鸟者的工具也被全部销毁。金伟国也被迫"舍小利,迎大利"回家务农。

　　不过,此后的几年,金伟国也并非完全本分地种地。既是受利益驱使,又是技痒,偶尔也跑到保护区里重操旧业,还被逮过几次,也正是在与保护区的交锋中他又迎来了新的机会。

　　东滩鸟类保护区建立后,这片富庶的土地也被湿地国际亚太组织接纳为"东亚——澳大利亚迁徙涉禽保护区网络"成员单位,这标志着崇明鸟类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崇明东滩也成为国际上重要的鸟类研究基地。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信息科长庚志忠告诉记者,环志是研究鸟类迁徙活动规律最好的办法,但前提是必须在候鸟繁殖地和越冬栖息地捕到鸟,才能在它们的脚上套上标有"地区、时间、编号、体长、年龄"等信息的环。

　　但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每天捕到的鸟少得可怜,他们找金伟国,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现在,在崇明东滩保护区,金伟国已经属于高级技工。保护区每年安排两次环志,其间金伟国的工作就是捕鸟,而其它时间他是保护区的协管人员。只要每年捕到3000只鸟,他便可以拿到固定的政府津贴。

　　到2005年,东滩保护区已记录到的鸟类已有17目50科288种,每年在崇明东滩过境中转和越冬的水鸟总量逾百万只。这些庞大的鸟类家族与崇明岛的村民共生共存。尽管保护区内已经没有居民,但仅与保护区最为临近的陈家镇便有村民6万左右,下辖38个行政村。但像金伟国这样吃着"皇粮"的捕鸟者,在保护区仅有两人。

　　相比其他一些保护区的居民,陈家镇的居民很幸运。

　　崇明东滩还没有开发生态旅游,但由于崇明东滩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景观特点,加之社会上越来越高的知名度,使得前来东滩的游客在2006年的"五一"黄金周共接待游客13442人次,比2005年同期上涨了30.1%。

　　作为上海下属的崇明县,建立生态岛区的蓝图早在2005年就被敲定。同时,按照<上海崇明陈家镇城镇总体规划>,该镇被定义为生态居住、知识研创、休闲运动、清洁生产为主导的海岛花园城镇。而更多的居民会参与到实验生态社区、森林型商务区、国际高教区和新型农村社区的生态城镇建设中来。

　　生态移民的苦楚

　　事实上,无论是在上海的崇明东滩,还是在东滩的金伟国,都是幸运的。由于东滩保护区的湿地并没有被大规模围垦过,所以村民们并不需要为了生态保护而远离自己的家园。

　　史料显示,中国的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工作从一开始就被视为是"抢救性"的——

　　1956年9月,5位著名生物学家在人大会上联名动议:急应在各省(区)划定若干全国自然保护区(禁伐区),为国家保存自然景观,也为科学研究提供据点。

　　当年,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拉开了保护自然资源、抢救珍稀动植物的序幕。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有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395个,总面积15153.50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为15.16%。而且,仅在2006年自然保护区数量就增加了46个。

　　在自然保护区数量迅速膨胀的过程中,更多人生存环境被迫地改变。

　　在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涉及3个乡(镇)(大九湖乡、下谷土家族乡、木鱼镇),12个村,52个村民小组,1813户,7246人。早在1999年10月,神农架便开始尝试生态移民。

　　"政府为这些移民提供了住房和新的耕地,他们中的不少人还自愿迁到集镇附近,有的还弃耕从商,投身商业和旅游业。"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在管理者看来,生态移民既是生态保护又能让林区人民脱贫,可谓"一举两得"。但从统计数据上看,林区居民的收入增长依然相对缓慢。1995年,他们的人均年纯收入最高的村只有956元,最低的村仅534元,都远远低于林区的平均水平。到了2005年,保护区内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只有1352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一半多。

　　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廖明尧向记者介绍说,实际上保护区多年来一直在解决周边社区经济发展的问题。

　　这包括,先后投入社区帮扶资金50万元,为391户村民改造省柴灶,为450户村民改造烤火炉,为30户村民新建沼气池,为28户村民改造牲畜圈;吸收20名农民在当地参加资源管护工作,接纳103名社区村民从事生态旅游及其它服务行业。

　　然而,这对于7000多户村民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他们更多地依靠种养的玉米、土豆、红薯、小麦、鸡、牛、羊等维持生计。旧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产生了。

　　神农架木鱼镇的村民说,去年他家种的2亩玉米全被野猪偷吃了,而在村里黑熊等动物伤人和家畜的事情也频繁发生。据保护区管理局不完全统计,近年受灾农户每年都有千户左右,而生态补偿的缺口约为100万。

　　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

　　而现有保护区80%都处在老少边穷地区,地方财政对于生态保护的资金尚且投入不足,而生态补偿问题也不得不在保护区和政府部门之间常年拉锯,只能成为人大代表谏言的焦点。

　　生态旅游争议

　　随着全国自然保护区范围的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周边社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便成为学术界最为前沿紧迫的课题。

　　保护区的管理者们发现,尽管保护区的居民很多处于贫穷的景况,但还是被城市旅游者们普遍认为是生在了福地。

　　神农架的生态旅游可以成为全国自然保护区的示范。廖明尧局长透露说,神农架去年的旅游门票收入就高达1200万,加上第三产业的带动,每年生态旅游收入可以达到1600万。

　　慢慢地,一批新型移民又在悄然靠近神农架——来自江西、湖南、湖北的商人们在这里安家。餐饮、住宿、茶叶、药材和黄杨木梳都是神农架火爆的生意。正是在这种示范效应的带动下。记者从国家林业局了解到,林业局正在组织编制<全国林业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规划>。其基本设想是能够更好地体现自然保护区的社会服务功能,拓展林业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乃至推进现代林业生态体系、产业体系和生态文化体系建设进程,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这次规划编制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先由各保护区上报旅游资源、生态旅游规划和生态旅游的开展情况,再综合成全国统一的规划。规划期自2008—2030年,分为三期,其中2008—2015年为近期,2016—2020年为中期,2021—2031年为远期。

　　在全国首批51个国家级示范自然保护区中,国家林业局对崇明东滩的定位是生态旅游和宣传教育、志愿者服务,然而东滩对于开展生态旅游始终心存顾虑。

　　原因在于,一是保护区是动态管理,周边没有任何边界,一旦开了旅游的空口保护的难度会大大加大;二是,崇明东滩归上海市林业局直管,其经费也由上海财政全额拨款,并没有创收的压力,也就没有开发的动力。

　　发展和保护如何兼顾,自然保护区进退两难。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教授温亚利认为,保护区当地居民应该是保护区整个管理过程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承担了很多保护的间接和机会成本。在现行法律中国家补偿体制欠缺的情况下,通过资源合理利用,而产生经济效益,并将经济效益的返还弥补生物多样性保护当中所造成的发展不公平性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和手段。

　　温亚利指出,重要的是"收入有多少用于保护,又有多少返还给了当地的社区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