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婉珍：自然保护区不该是自然博物馆

　　新一代研究院总裁范婉珍:自然保护区不该是自然博物馆

　　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 王娜

　　自然保护区不可能成为纯粹的自然博物馆。

　　在"上海崇明东滩"、"东洞庭湖"和"神农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保护区和保护区的人们必须面对更现实的问题——如何更好的生存发展。

　　政府扶持力度不同,经营模式各异,自然保护区的问题并不单纯。不仅仅是物种的多样性和种群的保护问题,中国要将环境保护的概念延伸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

　　"自然保护区不该是自然博物馆",这是国外研究者旁观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发展时的一种典型观点。

　　8月8日,新一代研究院总裁范婉珍(Frances Fremont-Smith)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她再次表达了上述观点。

　　新一代研究院创立于1992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自成立以来,它在中国、印度、阿富汗和秘鲁等四国积极教育和倡导一种公平和可持续的社区发展理念。他们在中国的项目经验,提供了一种思路。

　　<21世纪>:几乎所有的保护区都会面临保护和发展的难题,特别是原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地方群众的生计如何替代的问题。在中国,无论的是生态移民,还是生态补偿在实际操作中都引发了一定的矛盾,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

　　范婉珍:我想,你所提出的问题在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

　　我们新一代研究院(Future Generations)通过旗下的新一代基金会,过去十年在西藏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内推行的"潘得巴"计划就是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潘得巴"是藏语,意思是"乡村福利员"。这个计划每年投资7.5万美金,得到了西藏自治区科技厅、拉萨和三个地区(日喀则、林芝、昌都)的政府机构,以及生活在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四江流域农牧民的普遍支持,效果很好。

　　教育和培训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方式,也就是利用外来的资源和技术力量来培训全能的"乡村福利员",帮助社区建设。"潘得巴"从当地的志愿者中招募,他们参加培训后,就挨家挨户地为当地老百姓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和指导社区发展的项目。比如说,如何帮牧民创收、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提供饮用水、示范怎么利用太阳能来节约使用燃料替代伐木、提供孕妇的保健服务和如何推动自然资源的保护等等。

　　最初的258名"潘得巴"分别来自珠峰自然保护区内的4个县、206个村,现在还有222名一直致力于服务。在生计替代上,由当地群众开办的符合"生态旅游"观念的家庭旅馆不断兴起,而且最偏远地区的村民已经成为社会、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的主要参与者。

　　<21世纪>:您的意思是让保护区的社区居民参与到保护中来?这个项目的效果如何?

　　范婉珍:老实说,很难获得比较准确的数据,来告诉你项目推广前居民是如何乱砍乱伐,而项目推广后生态环境又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改善。

　　但是,十年中,村民开始反对砍伐松树、遵守禁猎令,在对资源保护的认识,对初级卫生保健知识教育、预防保健、经济创收以及与政府合作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特别是村民成了当地自然资源保护,以及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

　　<21世纪>:那就是说,您并不主张保护区变成无人区,通过生态移民来解决保护?

　　范婉珍:是的,我们的理念是并不希望保护区成为纯粹的自然博物馆。因此,我们提出一个保护区六区域模型,包括核心区、缓冲区、可持续利用区、经济发展区、传统使用区和城市区。

　　核心区必须保持其原貌。六区域模型管理系统使我们倡导的发展和环保同步进行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可能。有一种观念认为发展和环保是相互抵触的,我们认为应该将发展看成"短期目标",将环保看成"长期目标"。这样,这两个目标将不会相互抵触,使他们能够同步进行。

　　为了减小变革的阻力,应当激励当地居民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改善生计。在这方面,珠峰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就是一个范例。建立该自然保护区的过程中,当地居民迁出了核心区。于是,他们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能在几年之内政府能够给他们提供拖拉机,便于将荒地开垦为可耕种的良田。而一旦土地得到开垦,依靠传统的耕作方式的移民就可以长久维持生计了。

　　每当谈及环保,人们常常会重视物种的多样性和种群的保护问题,但中国要将环境保护的概念延伸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中国需要把环保看成对生态系统的全面保护。以生态系统保护为出发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