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遭遇妖魔化三十年 记录大国崛起另类参照

　　撰稿： 孙丽娜

　　如何看待这个急速向前发展的世界？

　　事实上，我们很难用一种更精准的方式去观察、去定义，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全面而客观。

　　去年，一位英国记者写了本名叫《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的书，欲解开正在以非比寻常的发展速度赢取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国。在他看来，这个国家的崛起，赢得的仅是注意，而不是尊敬。这个国家充满了很多令他和他的同胞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它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矛盾体，内部实在称不上完美。但是飞速的旋转让人眼花缭乱，无暇去注意它的内部结构。

　　毫无疑问，从一个贫困体到生活水准日益提高的国度，中国如此巨大的改变怎会不惊扰世界？

　　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更是如些。中国的改变使自居世界中心的西方文明受到了惊吓。

　　我们亟需换一种方式去思考。

　　我们深知，不同的国度存在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体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但都不能改变历史前进的潮流，而“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历史。”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新起点，梳理中西方最近三十年以来的发展进程，磨合与融合、交锋与合作。以历史的使命感选择不同的节点去记录，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世界观察中国的视角产生了位移。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再来看西方妖魔化中国路径产生的转承变化，就能使中国在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清醒。

　　1978-2000 政经交融

　　197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德国前驻华大使康拉德·赛茨这样描述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从那时起，邓小平作为杰出的领导人在近20年间掌控着中国的命运，在‘改革’这个朴实的名称下进行着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占全人类1/5人的生活。”

　　对于这个时段，美国《新闻周刊》是这样描述的。“当历史学家回首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时，可能都会将1979年作为分水岭。那一年，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出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号召，从此中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自1979年7月《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订后的20多年来，中美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业已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200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2626.8亿美元，比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翻了100倍。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而正因为如此，她成了部分西方反华势力的潜在敌视对象。

　　英国《卫报》有一篇文章说，如果21世纪始于1978年，20世纪则止于1989年。

　　20世纪的最后一些年份是极富戏剧性的年份。从1988年到1990年的3年间，东西德统一、苏联的解体，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拳击手：美国、苏联，一个躺下了，一个疲惫地站着。冷战结束了。持续了40年的冷战结束了。后冷战时代开始了。随即，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苏联的替代物，成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新的“战略敌人”。

　　自1989年以来，一场由美国主导、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妖魔化战争”拉开了帷幕。这种声音尽管时强时弱，但从未间断。

　　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盛沛林回忆说，西方传媒长期以来热衷于中国的报道热点，就是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政治捐款、武器出售、最惠国待遇、服用兴奋剂、出售劳改产品等等，在媒体对公众长期累进式状态影响之下，换句话说，就是在长期“妖魔化中国”的媒体轰炸之下，使西方受众对中国的误解几成定势，根深蒂固。曾有一次美国哈瑞斯民意测验表明，在被调查的18个国家之中，美国人中只有3%把中国看成是亲密盟友，24%视为朋友，而被视为敌人的竟高达27%，远远高出俄罗斯的比例。

　　就连1996年8月的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也成了美国媒体诋毁中国形象的舞台。当中国队入场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体育评论员科斯塔斯叙述了这样一段解说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经济增长率每年约为10%，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经济强国都想敞开大门进入这个潜在的庞大市场。但是，中国存在人权问题、版权争端问题和对台湾构成威胁的问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他们出类拔萃，他们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54枚奖牌，名列第四。但是有一些怀疑，特别对于他们的田径运动员和他们的游泳女选手，他们可能使用提高成绩的药物。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一个也没有抓到。但是，在那以后，已经抓到了几个。”

　　不难发现，在奥运会开幕式的解说词中，竟然将诸如人权、版权、台湾问题、运动员服用违禁药品等敏感问题搅和在一起，蓄意诋毁、贬损我国的形象和声誉，昭然若揭。

　　这显然是一场预谋。

　　80年代末，美国布什政府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主张扩大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利用宣传媒体扩大美国价值观念的影响，用“意识形态的地震把共产主义基础震得四分五裂。”

　　克林顿政府则把海外推广民主作为三项重大战略任务之一，说“在一个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新时代，我们的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扩展并加强世界上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阵营。冷战期间，我们谋求的是遏制对于自由世界生存的威胁。今天，我们谋求的是扩展自由世界。”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在其所著《大外交》一书中写道：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初期，威尔逊主义似乎胜利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挑畔和苏联地缘政治的挑畔，同时被克服了。道德上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已与地缘政治上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使命结合为一。无怪乎布什总统用经典式的威尔逊式的言词描述他所期望的世界新秩序:我们期待各国有超越冷战的新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要协商、合作和集体行动的基础，尤其要透过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集体行动，这个伙伴关系是依原则和法治而团结，并借由平均分摊成本与承诺所支持。这个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增进民生，增进繁荣，增进和平和裁减军备。

　　90年代初，美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作文章，从1992年到1995年，有关中国威胁论被美国舆论界炒得沸沸扬扬，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每年有关中国威胁论宣传的高潮，都是美国国会讨论政府预算的时候。

　　《环球时报》记者曾撰文指出，在美国国内，总让人觉得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在呼风唤雨，时不时地掀起一股股反华流潮。他们就是美国的“反华同盟”，其核心成员是一些国会议员以及为他们起草文件的助理。这些人不了解中国问题，也不懂中文，他们紧紧盯着中国，惟一的目的就是阻挠中美友好，阻止中国强大。近年来，中美关系起伏跌宕，暗流汹涌。正如中国驻美国前大使李肇星所说:“每当中美关系得到改善或即将得到改善时，就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制造事端，破坏两国关系发展。”

　　中美两国的关系事关发展。正因为有难得的20年“无威胁”国际战略机遇，我们更不能落入“妖魔化的陷井”，不能被表面的国际现象所迷惑，邓小平曾说:发达国家欺负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在西雅图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时提出的中美应遵循“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虽然，不少的美国政客仍然坚持冷战思维，仍然妖魔化中国，由于我国处于弱势，我们不能用冷战思维对付美方的冷战思维，不能用妖魔化的手段去对付妖魔化。

　　美国的复杂心态或者正如其一位高官所说的那样：“如果今天就以敌人的姿态来对待中国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出错；但是假如对于中国决定选择走上与我们对抗之路没有充分准备的话，我们同样会犯下严重错误。”换言之，就是在做出希望中国能够全面地融入国际社会并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姿态的同时，也做好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

　　国际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于2005年5月9日在美国《新闻周刊》撰文说：过去400年，世界上曾经有过全球力量的两次巨大变化。第一次是欧洲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如今中国的崛起，外加印度的崛起和日本持续的影响力，标志着全球力量的第三次巨大变化，即亚洲的崛起。对美国而言，中国的挑战无疑是最大的挑战。

　　如果说，2000年之前，美国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上诋毁、牵制中国，那么，进入新世纪，贸易将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又一手段。

　　2001-2007 经政演变

　　2001年。这一年，中国加入WTO，美国的股市泡沫破灭，小布什政府上台。这一年，还发生了震惊全球的“9.11”事件。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直截了当地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这就把中美关系推到了进行战略对抗的危险边缘。中国派出了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赴美访问，向美国当面陈述中国政府的立场。针对那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作为亲历者的钱其琛在2002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在中美关系得到发展和改善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当中美关系遭遇曲折、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牢牢掌握我们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动权。我们要斗智斗勇，但是不要斗气，不图一时之痛快，不争一日之短长。“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又变成了“建设性合作关系”。

　　在中美外交关系缓和下来的时候，贸易成了另一个大问题。

　　2002年乃是中国经济的世界性角色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世界工厂”，这一年里，它的对美顺差己逾千亿美元。它仍是占了美国贸易赤字的1/4；它对日本出口达617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575亿美元。中国己成了日本的最大进口国。

　　中国经济的繁荣，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长期妖魔化中国的人不会为这些数字高兴。加上美国自2001年出现经济衰退，美国“夕阳产业”就业人数大幅减少。因此，美国政府在贸易政策上加强了贸易保护，例如，实施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颁布了新的农业补贴法案等。虽然钢铁保障措施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每年3.7亿美元的钢铁出口，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争吵在所难免。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

　　而这一年也是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美国对华“反倾销”力度最大的一个年份。

　　因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再次加剧，美国先后裁决中国彩电、可锻铸铁管件等产品对美构成倾销，宣布针对中国的

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措施，同时裁定中国的家具企业对美构成倾销损害，这也是中国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大金额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价值高达10亿美元。中国入世后美国可以采用的对其国内产业进行保护的合法手段越来越少，反倾销便成为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门“重炮”。

　　而今，“人民币是否该升值”的一片声讨背后，仍然是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崛起对美国利益的冲击与影响。

　　美国一些人士认为，美中贸易顺差的背后，不仅是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它反映了中国的崛起已经对美国构成了不仅是未来的威胁而是现实的威胁；不只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而且是对美国劳动力就业不安全的威胁；它不是军事威胁，而是工作替代的威胁；不只是对劳动密集型、低附加价值的制造业的威胁，而且是对技术密集型、高附加价值制造业甚至是服务业的威胁；不只是人民币低估的威胁，而是对美国国际竞争能力的威胁。

　　于是，美国参众两院及政界高压中国，要求

人民币升值，布什政府在其压力下开始向国会屈服。背后的原因在哪里？除了“选举政治”因素之外，美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商品太廉价了，美国已经有15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被中国进口产品替代；美中贸易逆差使中国换回大量美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外汇储备国，而美国成为巨大的贸易赤字国。美国人在抱怨：我们的工作转移到中国去了，美元存在中国的央行，中国满街都是从美国偷来的盗版软件。美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内心不平衡。

　　他们也曾经这样对待过经济崛起的日本。

　　从1980年开始，至1990和1995年，日本和美国的GDP差距日渐缩短，给了日本人足够的想像空间，“只要超过美国的GDP,日本就可以恢复‘正常国家’了!”世界各国都在期待着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那个历史性时刻。日本企业更是兴奋异常的大举进入美国大量收购美国企业，美国经济的象征——洛克菲勒广场被日本人买下了，美国的精神象征——好莱坞被日本人买了。美国人民的心情一下子掉到了谷底，“世界第一”就快保不住了，美国人民的荣耀感在急剧下滑，民间开始蔓延仇日情绪。

　　1985年，美国拉拢其他五国(7国集团)逼迫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以“行政手段”迫使日元升值。日元兑美元的

汇率从协议前的1美元兑240日元上升到1986年5月时的1美元兑160日元。由于美国里根政府坚持认为日元升值仍不到位，通过口头干预等形式继续推高日元。这样，到1988年年初，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进一步上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正好比广场协议之前的汇率上升了一倍。

　　接着从1993年2月至1995年4月，当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贝茨明确表示，为了纠正日美贸易的不均衡，需要有20%左右的日元升值。当时的日元汇率大致在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所以，根据美国政府的诱导目标,日元行情很快上升到1美元兑100日元。以后，由于克林顿政府对以汽车摩擦为核心的日美经济关系采取比较严厉的态度，到了1995年4月，日元的汇率急升至1美元兑79日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日元升值的后果是什么？洛克菲勒广场重新回到了美国人手中，通用汽车在这个广场的一卖一买中，净赚4亿美元。日资在艰难度日中大规模亏本退出美国。1995年之后，日本和美国的GDP之比重新拉开了距离，而且越来越大。

　　1998年，同样的手法在东南亚四小龙身上又来了一次，这就是亚洲金融风暴。东南亚货币在先升后跌中,经济发展的成果被美国抢掠一空!

　　现在，美国把目标锁定了人民币。

　　在国外留学的朋友说，经济是美国最引以为傲的。这个最有钱的国家，科技实力最高，其结果就可以给国民最自豪的国家感觉，最荣耀的国家身份。最终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发疯一样地冲去美国，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积极的外交表现以及中国的崛起让美国越来越神经过敏。

　　联想并购IBM笔记本遭受非议，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上升至能源安全问题，海尔竞购美家电巨头美泰的遭遇，是因为中国已接近美国的核心利益，也是新形式下，美国“中国威胁论”的又一形式。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全面战争，一场每时每刻都在较量之中的战争，从外交到内政，从非洲到南美洲，从东南亚到中东，从贸易到科学研究，从海上到空中，从地球到月球。

　　已经有欧洲经济学人说出：“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引擎”。2004年3月14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再给我们20年、50年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美国等西方国家会给我们这样的环境吗？

　　星巴克的CEO舒尔兹说，2008年后，在中国的星巴克咖啡厅的数量可能将超过美国。康拉德·赛茨说，中国已经表态要“和平崛起”，这就是一种姿态。而陈旧的工业和技术强国必须有意识地让位于新的强国，这在经济领域就意味着：面对“中国的挑战”不是凭借贸易保护主义去维护本国的劳动市场，而是要靠大规模的结构改变来适应发展。

　　他说，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那时，世界的目光将聚集中国，目光中的惊奇和赞叹之色彩，比起七百年前的马克·波罗眼中的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