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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杨东丽:不怕穷 怕不均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07日 09:59 21世纪经济报道
兰州报道 特约记者 支维墉 这场席卷240家国有企业的改革,8万名国企职工涉身其中,人的问题,成为改制中最困难的因素。 一场洪流,来得迅速而凶猛,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其“游泳”或“挣扎”亦千姿百态,其利害权衡、利益得失、理性与感情、冲突与顺从,交织成这一特定场景下的交响史诗。 细观一年多的改革历程,有人大刀阔斧,有人蝇营狗苟;有人振臂高呼,有人暗藏心机;有人脱颖而出,有人趁机寻租……一年多后,千帆竞过,水面涟漪未断,水下暗流犹存。 安置费之争 杨东丽(化名),34岁,一双如男人般粗大的手,深蓝色的工作服上油迹斑斑,一个标准是中国工人形象。 杨东丽双手交错着,显得局促不安,今年1月22日和6月20日兰州建筑通用机械总厂(下称“建机厂”)的两次堵门事件她都参加了。据说,那时她判若两人,“闹得很凶”,站在厂门口不让人进去,“看到国资委工作组的人和投资方老板就指着鼻子骂”。 故事的另一面是,外来投资者进入后她的工资水平大幅提高。6月份她工资是1678元,那是以前工资的两倍,按她自己的话说,“10年来从来没尝过1000块的工资是什么滋味。” 杨东丽是建机厂金工车间的工人,业务骨干。建机厂,始建于1965年,主要生产桩工机械、混凝土机械、塔式起重机械三类产品。和大多数兰州的老国企一样,建机厂从上世纪90年代起便连年亏损,举步维艰。 14年前,20岁的杨东丽代表技校学生参加甘肃省技术比武,获得第19名,是当时入围前20名的两名女工之一。技校毕业后,杨东丽分配到建机厂,从20岁的姑娘到34岁的妇人,杨东丽在建机厂度过了女人最好的时光,其间,她结婚生子,波澜不惊地过着生活。 2005年前,建机厂如同一潭死水,杨东丽和所有工人一样,工资10年没有涨过,只有减少。活儿饱满的时候,她一个月可以拿个800块,没活儿的淡季,只有五六百元。因她是技术好的一线工人,这种工资在建机厂还算高的,那些辅助工,以及技术不熟练的一线工,有时候月工资只有二三百块,再扣去“五险一金”,有的人甚至会出现实发工资为负数的情况。 2005年国企改革开始,建机厂无可避免地卷入。当年10月15日,建机厂召开职代会,通过了<改制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市国企办于2005年12月29日批复同意。 同时,市国资委与外来投资者的谈判也由此拉开,“上海宝象实业有限公司”和“上海颐源房地产开发公司”有意接盘。 2007年的1月22日,建机厂的职工突然爆发,开始对国资委进行长达11天的群体上访和围堵。杨东丽也参加了,现在她总结自己去参加1月份那次闹事的原因主要是对身份置换金不满意。 按照已经通过的<职工安置方案>,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全市统一,为每个月1000块的补偿金乘以工龄。杨东丽们为何不满意呢? 原来,工人们从企业中层处了解到,投资建机厂的投资方同时也收购了甘肃化工机械厂(下称“化机厂”),意欲将化机厂与建机厂合二为一,生产石油钻采设备。按照兰州市政府的政策,化机厂是省上下划的政策性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费算下来一年1200元,建机厂是改制企业,一年安置费1000元。 杨东丽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凭什么一个破产企业的安置费要比我们一个盈利企业多?” 取消二次分配 建机厂工会主席张萍告诉记者,建机厂的领导一直对职工隐瞒企业真实情况,一直声称企业略有盈余。杨东丽们一直以为他们的企业效益虽算不上好,但至少不亏。于是百般不解。 围堵国资委的结果便是,杨东丽们第一次搞清楚自己企业的真实状况。建机厂非但不是一个赢利企业,而且早就巨额亏损。2006年一年亏损375万元,累计亏损2301万元。 国资委向工人们出示的资产评估结果显示:以200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建机厂总资产8090.7万元(其中土地资产4687.8万元,每亩70.8万元),总负债5431.8万元,扣除职工安置费用1681.1万元后,剩余的国有净资产为977.8万元。 一看到资产评估结果,工人们都傻了眼。但杨东丽们还坚持认为,既然都是一家老板接手,建机厂至少应该和化机厂职工获得一样的安置费。 “我们不怕穷,但怕不平均。”杨东丽描述工人们的心态时说。 这次闹事持续了11天,以兰州市劳动局仲裁委科长王建民来解答政策而告终。 大闹完后,4月份投资者进入建机厂,头4个月的过渡工资比过去平均增长14.6%,杨东丽这样的一线工人涨得更多,6月份她拿到了1678元的税前工资。 伴随着工人工资的增加,内部的调整也开始了。建机厂变成了新公司的一个分部,这个在岗人员341人的企业,有一半是管理人员和辅助工,新来的投资者开始进行结构调整,部分车间主任和管理人员被要求去一线当工人,工资的二次分配取消,车间主任在工资发放上拿不到任何好处。 6月20日,建机厂又大闹一次,几十名职工堵住工厂大门,要求外来投资者把他们的安置费和养老保险金交到退休,然后走人。杨东丽回忆:“车间主任们都很恼火,回来就让我们去闹。”工人们于是一拥而上,大闹了10天。 除了领导的因素,工人自身的心态也没有调整过来。“尽管投资者答应接收所有职工,但也只是签3年的合同,3年之后怎么办?”杨东丽这样描述许多工人的心态,“大家在国有企业呆久了,兰州的就业环境又不是很好。很多人担心被老板炒掉。” 但杨东丽表示自己的心态与大多数人不一样。“我有技术,走到哪里都有饭吃,我觉得以我的技术,现在的工资还太低。” 那么以前拿七八百块工资的时候,怎么反而平静呢? “那时候厂子是国有的,感觉自己是工厂的主人,有感情,现在反正是帮人打工,也不存在感情的问题,就是看钱。”杨东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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