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热、价格与改革

　　胡舒立/文《财经》杂志

　　决策者应当断则断，在当前通货膨胀势头显现之时撬动价格改革杠杆，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遏制经济增长从偏快转为过热

　　只要细读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经济形势的有关报道便可明白，对最高决策当局来说，经济过热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否则，便不足以解释，何以近来官方精心表述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在政治局会议上被强化为“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

　　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在学者争论纷纷、数据相继说话之后，最高当局已然直面过热之虞。从“防止”到“遏制”，表明对于经济过热威胁的判断和政策力度选择发生了重要变化。

　　此前的7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07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5%，比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1.1%，二季度增幅高达11.9%。这些数字，均远超过政府年初设定的全年增长8%的目标。经济高位运行本无悬念，但如此高的增长还是出乎大部分财经官员和专家学者的意料。

中国经济又走到了一个紧要关口。

　　是偏快还是过热？如果是过热，是局部过热，还是全面过热？不同的研究人士按照不同方法，依据不同指标，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遏制过热已经成为共识。在当前局势下，怎样才能实现遏制过热的宏观政策目标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坚持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用改革的办法推进深层次矛盾的解决”的方针。然而，何者为标，何者为本，在实际中有不同的理解。

　　由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过热容易使人想到涨价，遏制过热就会使有些人联想到对具体物价的控制。这当然是一种极大的误解。需知遏制过热，旨在防止总体物价过快上升，故其标本兼治之道，在于及时调整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深层次改革，最终离不开推进价格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大文章。

　　细察GDP的各项构成，投资与净出口为增长的两大龙头，其中外贸顺差更是屡创新高。这当然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所致，但说到底还是与价格形成机制有关。很显然，当前的

汇率机制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国内外价格之差，不仅直接造成巨额的外贸顺差、外汇储备，导致流动性过剩的困局，并在更深的层次造成了经济整体的对外、对内结构失衡。正如失真的汇率价格信号引导经济资源向对外经济部门倾斜，偏低的资金价格(利率)也使得企业倾向于过度投资。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以及审时度势调整利率，无疑正可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意义上收标本兼治之效。

　　一直困扰中央决策层的节能减排难题，其实也植根于

能源价格过低，污染的成本未能内化于企业的生产。国内市场能源价格过低，长期受到政府的管制，无法反映能源资源的稀缺程度，其结果只会促使人们过度使用能源，并促使高耗能产业从国外到国内的转移加速，预期的节能减排任务则难以完成。因此，调整能源价格机制，正是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两高”企业兼收远近期之效的最好办法。国家有关部门打算在下半年力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绝不可再行犹疑。

　　我们主张通过价格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反对动用行政权力对市场“价格调控”。当前,部分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很容易成为遏制过热的直观对象，而行政手段又极易成为政府部门的“集体无意识”。近期以来，少数地方政府部门制定了价格干预措施或紧急预案，对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进行不当干预，有些做法公然与《价格法》相违。还有些省份出台“粮食价格应急干预预案”，准备一旦出现“抢购”便进行价格干预。我们并不怀疑有关政府的善意，但仍然认为，以行政手段干预价格不仅不是治本良方，而且在治标的意义上很可能也只是扬汤止沸，给市场传递不准确的信号。关键还是要从解决结构和体制问题入手，通过加速改革疏通价格管道，使供需恢复均衡。

　　应当承认，中国经济当前问题丛生，盖因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推进难度加大。许多人对价格机制仍持怀疑态度，对于金融、能源等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尤其忌讳，而正是这些领域改革进程的缓慢，影响了中国经济高速平稳运行。当前决策者应当断则断，在通货膨胀势头初显之时撬动价格改革杠杆，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遏制经济增长从偏快转为过热。而因为担心通胀，对必要的深层次改革犹疑不前，甚至重祭行政性价格控制手段，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