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偏快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我不认为中国的经济是‘过快’，我认为是‘偏快’。主要是程度不同。偏快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在正常的一个轨道上，过快就是超速了。

　　如果中央把GDP的增速定位在更接近实际的10％，但是到省一级，可能会变成13％，甚至更高一点会变成15％，到市一级可能更高，这种导向是不合理的。所以定8％，目的是为了避免地方政府片面追求速度和层层加码。

　　我们这么多年来所做的事情，就是要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所以在过去的四五年内，中国的年度之间的增长速度的差距是不超过一个百分点，这非常好。

　　最大的变化是投资和消费之间的结构，投资的增长速度和去年相比，回落了3.9个百分点，而消费的增长速度提高了2.1个百分点。增长的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中国正在从过去的温饱型的消费向现在的小康型的消费转变，这个阶段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一般做宏观调控分析的时候，大家更愿意用核心CPI，而不仅仅只看CPI。最主要的原因是食品很容易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把它剔除a以后，更能反映物价的未来走势，而不是短期的走势。“核心CPI只有0.9％，不到1％。”

　　7月19日，国家统计局正式对外公布：“上半年我国GDP增长11.5％，比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二季度增长11.9％。”

　　“很多人觉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加快。”7月21日，谢伏瞻在

　　偏快是在正常轨道上

　　谢伏瞻表示，“我不认为中国的经济是‘过快’，我认为是‘偏快’。主要是程度不同。偏快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在正常的一个轨道上，过快就是超速了。”

　　谢伏瞻进一步指出：判断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得好或者是不好，可以从四个指标分析。

　　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1.5％。

　　第二是就业，即就业率的高低。在过去的四年当中，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就业人数增加了近4000万人，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达到了629万人，登记失业率降到4.1％以下，可以说是相当充分地就业了。

　　第三是物价。物价更多的就是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几年一直是保持相对比较平稳，过去四年的平均涨幅在2.1％，今年上半年是3.2％。在3.2％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因为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或鸡蛋的价格上涨引起的。所以如果剔除食品价格，所谓核心CPI(指将受气候和季节因素影响较大的产品价格剔除之后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只有0.9％，这在国际上都认为是一个合理的物价涨幅水平。

　　第四是国际收支的平衡。中国现在的贸易顺差是1125亿美元。

　　他说，讲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一定要讲这四个指标。经济增长速度只是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其中一个指标，单用这个指标，很难说这个形势好或者不好。

　　从8％到11.5％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表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中央政府连续3年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8％。按照“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年至2010年，GDP增速指标为7.5％。

　　从8％到11.5％，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差距呢？

　　谢伏瞻说：“8％，是一个计划的指标，具有指导性、预测性，主要反映了政府的一种导向性。”中央是希望GDP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态势。实际上，经济真正运行的结果会超过8％。但如果把它定得过高，就会使得各级政府包括民众都认为，政府是引导经济往高里走。

　　谢伏瞻分析说，如果中央把GDP的增速定位在更接近实际的10％，但是到省一级，可能会变成13％，甚至更高一点会变成15％，到市一级可能更高，这种导向是不合理的。所以定8％，目的是为了避免地方政府片面追求速度和层层加码。

　　谢伏瞻指出，把GDP定为8％，实际上的预期会在10％或者在10％以上。

　　短板加长

　　谢伏瞻表示，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延长了，经济这个桶装的水多一些了。

　　他分析认为，在2003年，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煤、电、油、运都相当紧张，相对而言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在之后的短短四年多时间之内，中国的发电装机容量增加了26000万千瓦，现在电不缺了；之后是铁路提速，其中新增了铁路运营路程；在公路方面，在四五年当中增加了169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增加两万公里。

　　“如果简单地拿2003年的10％和今天的11％简单地进行对比，说现在就热了，我觉得这个缺乏科学依据。”谢伏瞻说，如果一个经济的增长，它能够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保持相对高一点的增长速度，并不是坏事。

　　“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是偏快一些。但是并不是说到了大家所说的过热的程度。”谢伏瞻说，“我们确实需要防止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速，防止真正出现所谓的通货膨胀、工资的上涨、劳工的短缺，引发了物价再进一步上涨。如物价再上涨以后，市场上的产品出现供不应求，通货膨胀就会真正发生了。这个时候经济就会从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急剧地回落，出现大起大落。”

　　他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所做的事情，就是要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所以在过去的四五年内，中国的年度之间的增长速度的差距是不超过一个百分点，这非常好。”

　　效益良好

　　谢伏瞻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比较好的，除了经济增长速度以外，中国经济增长效益是良好的。工业企业的利润在1999年时，全国规模以上利润加起来是2288亿元，截至2006年年底是19000多亿元。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幅是42.1％。另外财政收入的增加，今年上半年增长速度超过了30.6％。这些都为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因素和条件。

　　“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谢伏瞻说，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的增速提高了0.3个百分点。此外，‘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的产品增幅比较高，超过了20％，但是跟去年相比，有些行业的增速是在明显回落。

　　他分析认为，最大的变化是投资和消费之间的结构，投资的增长速度和去年相比，回落了3.9个百分点，而消费的增长速度提高了2.1个百分点。增长的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中国正在从过去的温饱型的消费向现在的小康型的消费转变，这个阶段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CPI与核心CPI

　　要评选2007年热门词汇的话，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便是其中之一。因为它与每个人的生活、消费相关，直接反映通货膨胀程度。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CPI增长较快，其中6月份CPI增速创下4.4％的33个月高位，上半年CPI上升3.2％，超过了政府设定的低于3％的全年目标，显示出通货膨胀压力的巨大。

　　对此，谢伏瞻分析认为，衡量是否出现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是不是出现了总的供给不够，总需求过旺。表象就是拿着钱买不着东西，物价总水平天天都在涨。但现在不是这样。

　　谢伏瞻说，除了猪肉、鸡蛋的价格在涨以外，和居民生活相关的基本生活物品中，如服装、汽车、通讯等支出是在下降的。由于基本生活品当中的肉、蛋、粮食价格确实在上涨，对于低收入阶层，甚至没有收入的阶层，这就是增加了支出。但是对于相对收入比较高的人来讲，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他表示，一般做宏观调控分析的时候，大家更愿意用核心CPI，而不仅仅只看CPI。最主要的原因是食品很容易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把它剔除以后，更能反映物价的未来走势，而不是短期的走势。所以宏观经济学家更看重核心CPI，而不是仅仅只看CPI。

　　“核心CPI只有0.9％，不到1％。”谢伏瞻说，“从供求总量的关系来讲，应该说是基本平衡的，但是因为粮食、猪肉这些产品有一个生产周期，尤其是生猪，在这半年之内，猪肉的供应紧张状况应该说还会持续，肉价有可能还会略微上涨。

　　谢伏瞻强调说，“不应该把这种短期的物价的上涨，看成是全局性的，所有的物品价格都在上涨，事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重视解决结构性的供不应求问题，把矛盾消除，同时也不要因为有结构性的上涨因素，对宏观经济下很重的药去抑制价格的过快上涨，应当在这两者之间取一个平衡点。”

　　减速首重控制投资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公布数据显示：新开工项目由降转升，今年上半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6.4％，是5月份以来第二次正增长。

　　那么，投资过热的担心是否会再次出现？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意愿依然强烈，固定资产的投资过高增幅，能否得到抑制？

　　谢伏瞻分析指出，在今年一季度新增的投资项目是下降的，第二季度出现了回升。尽管出现了回升，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新开工项目少增加了8000多个。新开工项目的总投资额的增长速度，从去年的22.2％降到今年的6.4％，跟去年相比是平缓回落的趋势。这是这些年宏观调控的一个效果。宏观调控三大需求：进出口、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是鼓励的，希望消费需求能够增长得快一些、比重占得大一些。进出口是希望减少顺差。而最能调控的、最有条件把它得到抑制的，应该是投资。

　　我国GDP上半年增长11.5％是偏快的，希望能略微减速，从哪儿减起呢？谢伏瞻说，“消费不想减，希望增长快一点，占的比重大一点。进出口有一部分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只有投资是我们完全能够决定的，所以把重点放在投资，这是最有主动性。”

　　谢伏瞻说：“一旦投资增速下降了就意味着未来的生产能力也会相应地下降，生产的少一些，增长速度就下来了。所以控制投资是比较有效的。”

　　谢伏瞻指出，真正影响投资的还是资金面，即银行的贷款利率，还有土地供给的水平等等，这就好比两个闸门，土地是一个闸门，信贷是一个闸门。如果在这两点上能够真正落实国务院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投资的增速就可以得到抑制。

　　谢伏瞻分析说，和去年相比，部分“两高一资”行业的增长速度比过去回落了。但增速依然很高，像钢铁业。抑制“两高一资”产品的过快增长，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一定要把污染的成本、外部的成本内部化。“你排污就要交钱，就要增加你的成本。”谢伏瞻认为，对于那些高能耗企业要提高电价，加强监管。现在环保总局采取了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区域性限批。这是有震慑性的作用。

　　不希望顺差过大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进出口总额9809亿美元，同比增长23.3％，进口4342亿美元，增长18.2％。进出口相抵，顺差达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11亿美元。

　　谢伏瞻分析说，最近这些年，我国出口的结构中，不完全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了。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在大幅度提高、改善，像通讯设备等等，不完全是过去的玩具、服装、鞋帽。华为、中兴这些企业，产品遍布全世界，是高附加值的。在我国的出口总量中，中低价值的产品占了比较大的比重，这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密切相关。

　　谢伏瞻说：“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是逐步的，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中国就出口飞机、汽车这样的一些东西。总的来讲，结构是在提高。”

　　谢伏瞻分析说，“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带来了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反映了当前经济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和突出问题。

　　据谢伏瞻介绍，在2004年以前，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很长的时间内，有时候是顺差，有时候是逆差，即使存在顺差时，大体上在200多亿、300多亿美元的水平。但最近这两年，贸易顺差在大幅度提高，2005年是1020亿美元，2006年1775亿美元。

　　谢伏瞻强调说，“我想说明一点，贸易顺差的增加，是在一个相对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过程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存在顺差这种情况，是一种国际分工的结果。”

　　谢伏瞻指出，因为顺差过大，就意味着外汇储备增加了。在外汇没有完全开放下，外汇储备增加，是增加了基础货币的发行，这个过程当中，使得整个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出现过剩的压力。这时就需要对冲等其他手段回收货币的流动性，使得在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的稳定性，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不希望顺差过大的很重要的原因。同时顺差过大，也会引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谢伏瞻分析说，在现阶段，要想把顺差很快减到一个比较低或者比较合理的水平，难度非常大，这与我国国情有很大的关系。中国13亿人口，57％的人生活在农村，每年有一千几百万到两千万人等着就业，如果不利用充分生产能源，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要失业，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在谢伏瞻看来，因为劳动力价格相对比较低，技术水平比较高，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产品存在竞争力。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有6800多亿美元的外资进入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需要消除，出口是肯定的，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到50％，加工贸易的进口占到38.4％。而三资企业占到整个出口的50％到58％，很多跨国公司是受益者。所以按贸易顺差来攻击中国的政策是不公平的。

　　(据《中国经济周刊》)